北京大学中文系考研，北京大学中文系考研要求
漆永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高丽大学专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史、清代考据学、东亚学术与文化研究等教学与科研工作。撰有《乾嘉考据学研究》《乾嘉考据学新论》《燕行录千种解题》《清学札记》《〈汉学师承记〉笺释》《欲觅金针度与人——语文教育与高考论集》等十余种专著，主编《大学国文》《北大中文系第一课》等教材，已发表《〈燕行录全集〉考误》《“燕行录学”刍议》《朝鲜燕行使团中的疾病伤亡与救治抚恤研究》等学术论文及散杂文诗歌等二百余篇。
受访者供图
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有着友好往来的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以朝鲜半岛“燕行录”为代表的“使行录”及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与热门显学。2022年11月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的“‘使行录’与东亚学术文化交流研讨会”上，漆永祥教授提出，“燕行录学”或者说“使行录学”蔚然独立并走向成熟，建立“燕行录（使行录）研究学会”学术团体的条件已经具备。漆永祥教授2021年出版的《燕行录千种解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不仅对“燕行录”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东亚学术与文化交流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日，漆永祥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分享了他撰写《燕行录千种解题》背后的故事，并对“燕行录”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七百年纪行包罗万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燕行录”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请您向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燕行录”？它具有怎样的独到之处？
漆永祥：“燕行录”是13—19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纪行录，包括日记、诗歌、奏文、别单、状启、闻见事件、笔谈、游记、札记、风景图、地图、线路图等多种体裁，涉及朝鲜半岛与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语言、宗教、戏剧与外交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是研究中国和朝鲜半岛交往历史以及东北亚历史的重要文献。
“燕行录”作者或是出使中国的正式使团成员，或是负有某种特殊使命曾来过中国的官员，或是虽未来过中国但所撰著作与出使相关之人。因此，“燕行录”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特殊使命，这也是其有别于其他见闻录的主要特征。按照这个标准界定，像崔致远《桂苑笔耕集》、释义天《大宋求法录》、崔溥《漂海录》、安孝镇《华行日记》等，都不算是“燕行录”。
《中国社会科学报》：按照您所说的标准来划分，目前有多少种“燕行录”存世？
漆永祥：目前已知存世的“燕行录”，年代最早的是高丽王朝高宗二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即1215年）使臣陈澕出使金朝时所撰的《使金录》（书名为漆永祥所拟）；最晚的是朝鲜王朝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进贺兼谢恩行使团成员金东浩所撰的《甲午燕行录》。据拙著《燕行录千种解题》统计，在这近700年间，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朝遣往中国之使臣或相关人员所撰之纪行录，凡收作者741名、版本1166种、书目（篇卷）1122种。当然还有不少遗漏，尚需进一步辑佚与搜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大作《燕行录千种解题》自2021年出版后便广受好评，已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案头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作为“燕行录”研究领域的中坚学者，您是基于何种契机，走上了这条治学之路呢？
漆永祥：我与“燕行录”结缘，确系偶然。2007年初，我应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之聘，做为期两年的专职教授。赴韩时所带书籍不多，我便想去大学图书馆里借阅一些，无意间看到了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编纂的《燕行录全集》100册，皆为古代高丽、朝鲜时期前往中国的使臣所撰，于是就借了几册带回宿舍，以解闲闷，自此竟一猛子扎进浩瀚学海，直到今日仍未探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初读《燕行录全集》时，有哪些内容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漆永祥：书中有许多故事都非常引人入胜。比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使北京的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中记载，使团渡过鸭绿江，到栅门外入凤凰城前，“朝饭于栅外，整顿行装，则双囊左钥，不知去处，遍觅草中，终未得。（朴趾源）责张福曰：‘汝不存心行装，常常游目。才及栅门，已有閪失。谚所谓三三程，一日未行。若复行二千里，比至皇城，还恐失尔五脏。吾闻旧辽东及东岳庙，素号奸细人出没处，汝复卖眼，又未知几物见失。’”
当时看到“卖眼”这个词，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幼年光景涌上心头。记得我小时候到了县城里，父亲去卖药材，让我看好他正在摆卖的柴背子，我看到路边排队挑水的人们，半堵墙里伸出一只神奇的铁弯头，一拧开就哗哗流水，一关上就滴点不漏，我觉得玄妙稀罕极了，就不自觉地挪到跟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不知什么时候被父亲一把从水桶阵中拽了出来，指着鼻子训斥：“你这个瓜娃子！让你看好柴背子，你却在这里卖眼，你就不担心柴被人偷走了。”《热河日记》中的张福，与50年前的我，何其相似乃尔！
《中国社会科学报》：“卖眼”这个词在今天并不常见，是何含义呢？
漆永祥：我当时翻阅了各类词典，查“卖眼”之义。《汉语大词典》谓“以眼波媚人”，引梁武帝《子夜四时歌·冬歌》“卖眼拂长袖，含笑留上客”等为例。《汉语方言大词典》谓中原官话，乃“避开正面目标向旁边看”。殊不知今陕、甘一带方言，“卖眼”谓紧盯某物而久视不移，误却正事且丢人现眼之义。《汉语方言大词典》所释乃表面义，并未体现其内里含义。家父训我之“卖眼”，其义与上文所引《热河日记》完全相合。在“燕行录”中，还有诸多这样的例子，一些词语在中国已经不常见，却仍活在朝鲜半岛的汉语写作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相较中国传统史籍，“燕行录”具有哪些独特的史料价值？我们在运用这些史料时又该注意哪些问题？
漆永祥：“燕行录”是朝鲜半岛使臣以他者视角来观察和记录中国社会的历史文献，其价值不是一般的中国正史或野史笔记所能替代的，也恰恰留下了不少中国史书所缺乏的珍贵史料。目前存世的千余种“燕行录”史料，可谓是一个研究东亚历史的宝库。我举一些例子说明一下。首先，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如明万历年间“壬辰倭乱”、明末清初袁崇焕抗清以及清季“甲午战争”等重大事件，朝鲜王朝使臣有不少是亲历者，他们将眼见的事件记录下来，可与我国史料互为参照。其次，是对中国皇帝的描述。使臣对顺治、康熙、乾隆、嘉庆等清朝皇帝的体貌特征做了详细记载，从身高、体态、面部表情到语音语气等，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出于避讳对此鲜有记录。再者，是对城市建筑与社会风貌的记录。明初朝鲜王朝使臣从北方沿运河南下至南京，他们记载了运河河道深浅、行船快慢以及有些地方用人力在岸上牵引行船的情况，这些记载对研究大运河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使臣对明清北京城中如故宫、圆明园、琉璃厂等处，以及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元宵灯会等民情风俗，尤为有兴趣，所留记载也比同时代的中国文献更为详尽。此外，像我前面所举“卖眼”之类的汉语词汇，明清以来中国人已经不怎么用了，但活在朝鲜半岛文献中，可补汉语史史料的不足，等等。
不过，在运用这些史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一方面各种记载存在讹舛矛盾、前后抄袭的现象，另一方面这些观察与记录有不少歪曲历史的不实记载，尤其是入清之后朝鲜王朝以“小中华”自居，以“夷狄”而视清朝。因此，在利用这些材料时，我们必须要追根溯源，考校比对，厘清前后关系，判断是非得失，若是引用资料有误，自然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十余载著书考镜源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在读完《燕行录全集》之后，便决定撰写《燕行录千种解题》的吗？您著书花费了多长时间？希望通过它达成怎样的学术目标？
漆永祥：我是在读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写解题的想法的。我发现《燕行录全集》中作者、书名、卷数、出使时代等，有太多张冠李戴、重复混乱的错讹。于是，就手痒起来，开始翻检考订，草成《〈燕行录全集〉考误》等文；再后来又想，既然如此，不如索性为《燕行录全集》撰写解题，供学术界参考。
为此，我前后磨耗了十五六年，才勉强将著书工作完成。2021年，《燕行录千种解题》全3册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全书近170万字，共隶为正编80卷、附录5卷，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纠谬正讹，辑遗补阙，评骘甲乙，钩玄提要，以求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余载磨一剑，着实不易。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著书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漆永祥：在撰写过程中，我确实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我在全书跋文中称有“十难五憾”，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之，从纵向而言，研究“燕行录”等于研究朝鲜半岛近千年历史，难免照顾不周；从横向来说，如此众多的书籍，数量繁巨，令人无处措手；从体裁上又有日记、诗歌、状启、别单、游记、杂记、笔谈、朝报、咨文、书札、路程记、地图等，众体兼备；从解题内容来说，又涉及作者名、书名或篇卷名、卷数、版本、人物小传、诗文评价、史实考订等。而诸家“燕行录”又存在着很严重的前后抄袭问题，有些书籍的版本情况也比较复杂，诗歌创作又有太多的雷同现象，朝鲜王朝党争不断，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忽高忽低。面对如此复杂错综的文献资料，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判定版本，评价人物，就需要多方研判，而不能只听信一家之说。再比如诗歌究竟是尊唐还是崇宋，都是极费心力的问题。而且我从事“燕行录”研究是半路出家，又不通韩语，加上在国内查找资料，远不如在韩国方便，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困惑。因此，每一条的撰写，都须经历查找资料、比较鉴别、评骘高下、判断得失的过程。我只能通过更多的努力，翻检更多的资料，想尽办法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如果要把前后翻阅过的书籍做一个大致统计的话，韩国古今著述应在4000种、中国的在500种上下，这已经不是脑力劳动，而是纯粹的体力活儿了。如果要说《燕行录千种解题》的贡献，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搜罗勤谨，著录全面，前面都已经谈到了。二是考校异同，纠谬补讹。对《燕行录全集》中，关于“燕行录”作者、时代、书名等的考订失误，以及在内容上的重收与误收等，一一考据梳理，正其讹谬。三是辨其重复，考其相袭，辨别真伪，还其本来面目。四是体裁不同，评价各异，纠其偏见，辨其因由。力图针对每部书，能够写出其特色、评价其优劣，力求客观而公允。
《中国社会科学报》：看得出来，您确实是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燕行录千种解题》出版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元周教授，分别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书评，认为该书“不仅为我们更好地利用燕行录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或亦可作为‘燕行录学’成立的标志”，“堪称‘燕行录学’的定鼎之作”。您如何看待这些学者对您著作的评价？
漆永祥：对我而言，非常感谢他们的夸赞，权当成是对我的鼓励。但本书也有不少的错讹与问题，需要在今后作进一步的修订与补充。例如收录尚多漏略，版本著录有误，关于地图与路程记等的考辨多有缺失，资料难以全备，评骘或有失当，体例前后不一，字体繁简转换中产生的错误，等等。希望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纠谬正讹，我自己也将继续努力，不断校改与修订，争取再版时一一纠正，给大家提供一部有量有质并相当靠谱的工具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燕行录千种解题》，在“燕行录”研究方面，您还做了哪些工作？
漆永祥：近20多年来，我还就“燕行录”的方方面面写了不少论文，并先后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从观礼朝圣到行蛮貊之邦——燕行使与〈燕行录〉研究》，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燕行录北京史料类编》的研究工作。目前两个课题都已经顺利结项，相关学术成果还在作进一步的修订，希望明年能够出版。
燕行录研究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燕行录千种解题》的《自叙》中提到“使者纪行之录，散在尘海”，那么海内外学者对“燕行录”的整理与研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漆永祥：学界对于存世“燕行录”资料成规模的整理与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朝鲜半岛在日据时期出版了《朝鲜事大纪行目录》等燕行相关文献，中国学者金毓黻所编《辽海丛书》收入朝鲜柳得恭《滦阳录》与《燕台再游录》，这些都可算是“燕行录”研究的发端。但这种零星的整理与研究，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林基中编纂的《燕行录全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夫马进合编）和《燕行录续集》先后出版，而中国也在弘华文、葛兆光、张伯伟等学者的主持下，大规模整理、重编与点校出版了“燕行录”相关资料丛书，这些成果给“燕行录”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直接推动了“燕行录”研究热潮的到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国“燕行录”研究呈现怎样的态势？取得了哪些代表性成果？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漆永祥：目前我国“燕行录”研究蓬勃发展，无论在资料整理、论著与论文发表还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都已经走在前列，成为海内外“燕行录”研究的主力军与引领者。近年来，如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王元周《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以及拙著《燕行录千种解题》等相继而出，还有一大批以“燕行录”研究为题目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国家级科研项目，中青年学者已成为研究的前沿力量，老、中、青相结合的人才优势日益显现。
不过，随着研究人员的不断增加、探讨问题的不断深入，学界在诸如“燕行录”称谓的争论与歧义，“燕行录”的整理、辑佚与翻译，“燕行录”史料的真伪与考辨，以及“燕行录”与燕行使研究中的孤立、片面与绝对化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了关于“燕行录”称谓的争议，请您具体谈一谈。
漆永祥：关于这批长达近千年的朝鲜使臣所撰的纪行录，是否就定名为“燕行录”，学界是有争议的。明代，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往往称自己的纪行录为“朝天录”；至于清代，大多数使臣都将自己的作品泛称为“燕行录”，因为朝鲜王朝一直奉明朝为正朔，使臣仇视清朝，认为不再是“朝天”。就我个人而言，“燕行录”的称谓虽然带有一些政治情绪，但表面看起来还算客观，且学界如此称呼多年，已成惯例，不妨沿用这一称谓。不过，南京大学文学院张伯伟教授等认为“燕行录”称谓不如“中国行纪”妥帖，后者显得更为中性、客观，“适合于在学术讨论中加以运用”。在我看来，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更客观反映历史现状的称谓，“使行录”更为合适。在朝鲜王朝末期所编《同文汇考补编》中，所收历年出使清朝的使行与官员名单，就称之为“使行录”。从世界范围看，除了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往来中国的使臣所撰纪行录，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有不少类似之作。有的是出使所撰，如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出使蒙古的《海屯行纪》；有些是商人所撰，如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撰《中国印度闻见记》；有的是旅游者所撰，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有的是僧侣所撰，如意大利僧侣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等。这些纪行录，放至更大范围讲可以通称“中国行纪”，但缩小范围称为“使行录”更为准确，因为我的观点是非使臣所撰或与出使无关的著述，不当列入其中，如1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会议就称之为“‘使行录’与东亚学术文化交流研讨会”。至于旅行者、僧侣、商人所撰纪行录，可以并行研究，但与“使行录”还是略有区别为好。
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11月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建立“燕行录学”或者说“使行录学”学术团体的时机已经成熟。您是基于何种条件作出的论断？
漆永祥：创设“燕行录学”的设想，最早是内蒙古师范大学邱瑞中教授提出的。2005年，邱先生在《燕行录学引论》一文中，“呼吁更多的人将燕行录当成研究的对象，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即‘燕行录学’”。2006年，韩国崇实大学曹圭益教授等选编《“燕行录”研究丛书》时，也曾提出过构建“燕行录学”的倡议。我经过多年研究与思考，于2019年发表《“燕行录学”刍议》一文，就“燕行录学”的界定、分期、整理、辑佚、翻译与数据库建设等，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并称国内建构“燕行录学”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应设立相应的研究学会，以指导与协调“燕行录”的研究。您前面也提到，孙卫国教授评价拙作《燕行录千种解题》为“燕行录学”成立的标志，我着实不敢当。在我看来，“‘使行录’与东亚学术文化交流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才是真正意义上划时代的标志。
这次会议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术会议，云集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多国专家学者，呈现出国际性、跨文化、多学科的特点。50余篇参会论文，质量上乘、内容丰富、新见迭出，是海内外“使行录”研究最新成果的一次重要展示，在相关研究的理论建设与方法示范等方面，为将来的“使行录”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我认为“燕行录学”或者说“使行录学”蔚然独立并走向成熟，建立“燕行录（使行录）研究学会”学术团体的条件已经具备，国内有条件的学术机构应该乘势而为，申报成立相关学术团体，并起到良好的组织协调、培养人才与引领服务等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近期提出“燕行录”研究是“从全球看中国，由中国通世界”，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漆永祥：我也是在11月的研讨会上，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的启发。当时他以卞之琳《断章》为喻，将古代各国交往比喻成“桥上人”与“楼上人”，历史上中国和其他国家始终在互相观看、互相“书写”、互相“装饰”。由此，我引发出“从全球看中国，由中国通世界”的观点，即“燕行录”研究既是全球范围内各种纪行录对中国的记录与评价，也是中国主动或者被动的回应，而我们今天的研究，就更应该拓宽视野，从“东亚”或“东南亚”的视角，扩大到全球范围，从更宽广的角度来审视与研究，分析这些“桥上人”与“楼上人”之间，当时是一种什么互动关系，对于今天的世界各国往来，又有什么借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燕行录”研究有何展望？在您看来，“燕行录”研究对于推动中韩人文交流发展有何助力？
漆永祥：展望未来，除了要有“从全球看中国，由中国通世界”的观念转变，亟待建立相关学术团体外，我认为尚有以下三个方面仍需努力。
一是要更大规模地整理与开放相关资料。一方面新发现以及尚未发现的史料尚多，需要整理与辑佚；另一方面由于“燕行录”史料的前后抄袭与大量重复，尚需要更为细致的鉴别式整理，或可将已发现的相关资料，按年代早晚以类编纂，这样就会明显地发现抄袭之先后次序，并从中辨析真伪。
二是要有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加强国际合作与沟通。像“燕行录”研究的相关研讨会，就可以在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轮流举办，形成一种固定机制，以便增进交流合作，分享学术资源，发掘优秀人才，推出崭新成果。
三是要端正心态、去伪存真，高度警惕研究中的各种不良现象。
就中国与韩国关系而论，虽然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长期的友好往来关系，但也有非和平的战争时期，双方也都存在一些误解与不满，有些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有些是在近些年来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下出现的。深入研究“燕行录”，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穷源究委式的考察，借古鉴今，总结经验教训，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服务于现实社会，为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美好未来，尽一份绵薄之力。
原标题：东亚文明互鉴下的“燕行录”研究——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周晓苹
新媒体编辑： 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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