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事业单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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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昕 华略智库长三角研究院高级研究经理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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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坐落于波士华城市群，一个坐落于长三角城市群，同为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标杆”，纽约与上海两个大都市圈看似各不相同，实则在许多方面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都市圈的发展关乎着城镇化的未来，亦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深入对比研究纽约与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同异之处，可为上海大都市圈乃至全国各地都市圈发展提供参照坐标。
都市圈在国际上又称为都会区、都市区，是指以大都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城市的集合区域。201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都市圈的概念：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1/content_5367465.htm
纽约大都市圈与上海大都市圈，分别位于世界六大城市群中的波士华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虽然中美国情与地域特色各不相同，但两大都市圈在地理区位、区域能级、城市体系、产业结构等方面，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两大都市圈包括背后的城市群，也将发挥区域引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和中国共同参与未来的国际竞争。
2017年11月，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以下简称RPA）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三轮区域规划的探索之后，发布了第四次区域规划。2022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了《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通过比较分析纽约大都市圈第四次区域规划和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可以更加直观和深入地了解两地的区域条件、发展阶段和协同机制，为上海大都市圈乃至全国各地都市圈发展提供参照坐标。
区域基本情况
纽约大都市圈是美国最大的都市区，位于美国东北部，以纽约市为中心，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区域，涉及31个县，规划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370万。
纽约大都市圈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是许多行业的中心，包括金融、国际贸易、新型传统媒体、房地产、教育、时尚、娱乐、旅游、生物技术和制造业。纽约大都市圈所在的波士华城市群还包括波士顿都市圈、华盛顿首都区等都市圈（区），面积约14.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
图：纽约大都市圈的区位
图：纽约大都市圈3州31县
上海大都市圈以上海市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等周边两省8个城市的区域，形成“1+8”的总体构架，陆域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20年人口约7741万。
上海大都市圈所在的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中心区包括上海及周边三省的27个城市，面积约35.8万平方公里（中心区22.5平方公里），人口约2.4亿。
图：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范围，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图：2020年纽约大都市圈与上海大都市圈基本情况指标对比
相似点：
1. 区位与地理条件。纽约大都市圈和上海大都市圈都位于北半球大陆的东海岸中纬度地区，上海大都市圈比纽约大都市圈面积稍大，行政区域构成均为“3+X”的模式。
2. 产业构成与经济总量。由于核心城市纽约市、上海市都位于河流的入海口，航运通商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主导产业功能都为该功能延续发展出来的金融、贸易、航运等，高度相似。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纽约大都市圈的比上海大都市圈稍微高一点，但差距不大。
不同点：
1. 人口与人均GDP。虽然两地经济总量相当，但由于纽约大都市圈的人口是上海大都市圈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GDP是后者的约四倍，说明上海都市圈在人均产出上距离国际大都市圈的标准尚有很大差距。
2. 经济首位度。核心城市纽约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整个都市圈的一半，上海市只占三分之一，说明上海周边城市与上海的经济实力差距更小，与此相应，上海都市圈更加呈现多节点、多中心的结构特征。
规划组织架构
纽约规划机构（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RPA）是一家成立于1921年的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因此能够更加独立地制定规划方案。RPA由董事会、专家委员会和职员部门组成，其基本组织架构见下图。
其董事会内包含社会各界成员，部分成员由该协会的主席、各个部门负责人与顾问组成；专家委员会由州委员会与项目委员会组成，其中州专家委员会分为纽约州委员会、新泽西州委员会与康涅狄格州委员会，项目专家委员会分为社区规划与设计委员会、能源与环境委员会与交通委员会；
职员部门是规划制定的实施者，负责具体事项的处理，具体包括能源、环境、交通等项目的实地考察、数据收集、规划制定，规划出台前的推广与宣传，以及协会的财务管理等。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由上海市规划资源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总牵头，上海市8个委办局及其它地市政府共同牵头各项行动研究。2020年9月，上海大都市圈建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两个委员会”的基本组织架构。
其中，“一个领导小组”为上海市政府与江浙两省政府共同成立的“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协同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编制、审查、实施、监督、评估工作进行指导和决策。
“两个委员会”中，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协同指导委员会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领导参加，对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协同工作予以指导和支持，对重点统筹建设项目及机制探索提供建议和意见。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协同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由两院院士、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规划设计机构专家、知名行业专家等组成的专家库，负责指导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协同的重大事项、编制成果的咨询和研讨。
图：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工作组织架构
同时，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三家单位合作成立了“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并联合八个城市的地方规划研究院共同参与组建了“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联盟”，通过发布系列公众号、“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等途径，为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同时通过共享资源、合作项目研究、轮流承办年度论坛等方式推动交流合作。
相似点：
1. 组织架构形式。水平方向上，两地规划的工作组织架构均以“地方部门+专项领域部门”的形式构成；垂直方向上，从上到下均大致分为统筹层（董事会/领导小组）+编制层（各个委员会）+执行层（职员部门/各部门的执行人员）三个层级。
2. 规划法定地位。两地规划均为非法定规划，其中纽约大都市圈区域规划由规划协会编制，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由规划建设部门牵头编制。
不同点：
1. “平行”与“树状”模式。纽约大都市圈区域规划的工作组织结构更加呈现“平行”的模式，项目委员会中各个领域的部门之间为平行合作关系。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工作组织结构更加呈现“树状”模式，指导委员会由主要城市的各个政府部门组成，且由规划资源局和发改委两个部门牵头。
2. 直接参与主体的多元性。纽约大都市圈的规划架构的直接参与主体更加复合多元，商业精英、社区领袖、各领域专家均可成为纽约区域规划协会成员，更加呈现出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特征。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的编制主体更多以政府部门主导+高校、研究院等事业单位参与为主，之后规划的落实也将主要在政府引导之下开展，企业等市场化机构和市民则更多以间接的方式参与到编制过程中，反映了我国自上而下的规划导向，以及以政府为主导的规划机制。
规划背景
在第四次区域规划之前，纽约大都市圈于1929年、1968年和1996年分别制定了前三次规划。
第一次区域规划（1929年）始于一战后，纽约港口的繁荣带动了人口和就业的高速增长，而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地铁、城际铁路和汽车的普及等新兴交通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城市运行模式。
在此背景之下，RPA应运而生，随后制定了一系列理性而细致的规划方案，并在规划中首次将纽约市作为更大的区域经济和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图：纽约大都市圈第一次规划（1929年），来源：《The Fourth Regional Plan》
图：第一次规划中的曼哈顿第二大道规划愿景，来源：《The Fourth Regional Plan》
第二次区域规划制定于1968年二战之后。第一次区域规划的构想大部分得到了实施，但公共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未能实现。汽车出行的盛行，以及无序化的郊区蔓延给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种种问题。
第二次规划构建了更为系统和完善的区域通勤铁路系统，并预留了大量的开放空间。
图：第一次和第二次规划之间的纽约大都市圈增长区域，来源：《The Fourth Regional Plan》
第三次规划制定于1996年。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下行以后，区域面临着经济增长的高度不确定性。
规划以“危机中的区域”为主题，提出重建“3E”体系（经济、环境与公平）。
图：第三次规划中提出的3E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规划（1996-2017年）之间，纽约大都市圈的发展经历了剧烈的变化。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深度经济下行后，区域经济又开始繁荣，过去20年间增加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平均寿命明显提高，当地犯罪率大幅降低，这些积极的转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纽约市及周边的郊区地带生活。
然而，繁荣的经济增长并未惠及全民，2010年以来，收入差距比美国其它区域更大，家庭收入较低的五分之三的群体，从2000年开始收入就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各个行业之间的岗位数量与收入情况差距日渐扩大，制造业的岗位数量快速降低，而金融保险行业的收入水平急剧上升。
图：2000-2016年间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化，来源：《Fragile Success》
图：1990-2013年间各产业相关岗位数量变化情况，来源：《Fragile Success》
从郊区区域来看，20世纪下半叶的郊区化使城市中心失业、贫困和犯罪的现象增加。然而过去二十年内，这个趋势发生了逆转，人才和就业岗位重返到纽约等市区中心，相反很多城镇、村庄和郊区的社区面临着低迷的就业岗位增长、人口老龄化、以及税收收入减少的问题。
从城市中心区域来看，对于回归到大城市中心的人群而言，家庭支出大幅增加，以至于不能覆盖基本的医疗、教育等开支，纽约的房地产价格和租金飙升，人才因为不能承受的住房价格而外迁。
中心城区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得机场、地铁和道路等老化失修的基础设施承受了更大压力。同时，基础设施的落后也使整个区域在面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时，缺乏足够的韧性，例如飓风“桑迪”和“艾琳”等灾难性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综上所述，纽约大都市圈需要从收入分配、社区复兴、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变革。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出台，是在“集聚效应的扩大”“空间范围的明确”和“区域发展挑战”等多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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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都市圈规划编制探索相对较晚，2002年南京才编制了国内第一个都市圈规划。之前，国内的城市发展总体导向经历了城镇化—城市群—都市圈的阶段。
过去几十年中国主要以“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城市规划思想长期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出现欧美的大城市病等问题，然而实践经验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等相违背。
中国40年的城市化经验和全世界城市的发展史，都证明了城市和区域的生长扩大来自于集聚的力量。数据显示，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占全国的28%，英国伦敦都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22%；法国巴黎都会区人口占全国人口8%。
而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40年来的发展状态，也是要素集聚效应的充分体现。从长三角来看，2010-2020年间，上海的人口增长了8%，而同期外圈层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普遍更高，苏州、宁波、嘉兴等地超过了20%，说明集聚效应正在从核心城市到都市圈的尺度扩散，在此阶段开展协同规划，有利于顺应都市圈快速生长的趋势，实现区域整体性高质量增长。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建设19个城市群，2017年内全部完成19个城市群规划。不过，早期的城市群规划出现了“距离太远、范围太大”的问题，大部分区域规划仅仅成为了概念，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空间范围合适”逐渐成为规划界的共识。2019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1小时通勤圈”的都市圈定义，都市圈范围内的大量人口可住在周边的中小城市，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上班。
另一方面，行政壁垒过多、相互竞争导致重复建设等现象，一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都市圈战略正是破除行政壁垒，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潜在途径。根据《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目前国内已形成34个都市圈，但由于地区之间协调难度较大等问题，实施成效并不显著。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立足于一体化发展基础相对成熟的上海市及周边区域，有望运用国际化经验和前瞻性思维，加快各个方面的跨区域协同机制的探索，形成全国性的标杆。
从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也存在一系列挑战。人居环境方面，水系统问题复杂，治理难度依然较大，近20年来都市圈河湖水面面积减少了近30%；环境空气质量仍有待改善，2019年，大都市圈各城市平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0.6%，低于全国水平；1995-2015 年，都市圈生态空间占比从82.1%下降至73.9%。
人口结构方面，人口增速趋缓，对比2000-2010年、2011-2020年两个时期，都市圈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别为151万和95.7万，同一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年均人口增量分别为137万、224.4万，人口的流入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
人才培养和吸引力有所减弱，2011-2020年间上海大都市圈在校大学生增量42万，不到粤港澳大湾区增量的1/2；老龄化程度较高且不断加剧，2020年进一步提高至15.4%，明显高于粤港澳大湾区(7.5%、6.5%)和京津冀城市群(10.3%、13.6%)。
创新能力方面，基础科研要素优势明显，但创新转化明显不足，创新竞争明显大于合作，城市之间产业分工不显著。交通流动方面，都市圈轨道规模不足、覆盖率低，轨道线网总里程为2070公里，与东京首都圈差距仍然较大，各城市城际、市域(郊)铁路网络缺乏有效衔接，机场港口群分工协作有待进一步提升。
相似点：
1. 均历经重大的时势变迁。纽约大都市圈的历次规划，和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出台前期的探索过程中，都经历了经济、人口和城市空间发展形势的巨大变化。相应地，每版规划都回应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带上了强烈的时代色彩。
2. 存在长期待解决的问题。在两者的编制过程中，都各自面临一些“老大难”式的问题，如纽约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建设的滞后，上海大都市圈各个城市地区之间的壁垒产生的协调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长久以来形成的区域甚至国家的体制机制运作模式特点，较难在短时间内运用规划措施解决。
不同点：
1. 规划间隔时间。纽约大都市圈规划比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历史悠久得多，早了八十多年，每次规划之间的相隔时间较长，均在二三十年左右。国内各类区域性规划的编制均起步较晚，规划思想导向变化较快。
2. 规划研究领域。纽约大都市圈区域规划涉及的领域更为综合，从土地使用到建筑法规、管理模式、税收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上海大都市圈的区域规划更侧重于从空间规划入手，推动各个领域的协同发展（涉及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等领域的内容更多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发展规划中凸显）。
3. 规划研究重点。纽约大都市圈前三次规划中，通过各种方式振兴经济始终是规划的核心诉求，而第四次规划的重心，则是在经济状况相对繁荣的基础之上，将规划重心转向了收入差距、气候变化等议题，反映了在高度发达的经济环境中，规划的关注点已大幅度地由“物”转向“人”，由“发展”转向“均衡”。
上海大都市圈中的城市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由高速扩张式的规模发展转向追求要素流动和有效分工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仍然是规划重心。
规划编制框架、方法与过程
《纽约大都市圈第四次区域规划》由规划价值导向、规划建议、标杆示范区愿景、重点区域规划、资金筹措和使用建议、规划编制过程、规划背景等部分构成一个总报告。
规划编制从与居民和专家进行访谈，和收集基础数据开始。基于访谈和数据研究成果，RPA于2014年发布了一篇题为《脆弱的成功》的调查报告，评估和记录了整个区域面对的四大挑战：居民财务负担、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
通过详细的土地使用数据和预测模型，RPA摸清了区域的土地建设现状，量化评估了人口和就业趋势，并以此为依据推测出未来的发展状况。2016年，RPA发布了题为《描绘新的蓝图》的报告，将按照现有发展趋势下的交通、人口、就业、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以及规划实施后将达到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为第四次规划中规划目标和建议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时，RPA组织开展了一个大型公众参与项目，在其中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建立“问题区域”工作小组、开展田野调查、创建公共论坛等。整个规划编制过程中，RPA保持着与几百个住房、交通、土地利用和环境议题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工作，召开了近200场会议和论坛，总共4000多人参与了讨论。
同时，多年以来RPA也一直与三大州的当地社区组织一起合作，这些组织代表了超过5万的低收入者和有色人种群体，提供了在财务负担、就业岗位、通勤交通和环境公正等弱势群体保障领域的视角。
另外，纽约市在2007年、2013年、2015年和2019年分别编制了四版总体城市规划，在规划愿景和实施策略等方面为大都市圈的规划导向提供了引领性的“原点坐标”。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由“1+8+5”编制框架构成，其中“1”指1个战略愿景，是九个城市共同签署认定的都市圈发展纲领；“8”指8大重点领域系统行动，是城市相关专项工作开展的重要支撑，“5”指5大空间板块行动，是对上海大都市圈重要跨界地区协同方向的深入探讨。
2016年，国家编制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以改革创新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2017年，国务院对《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作出批复。
该规划提出上海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并明确了上海大都市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同时提出打造东平-海永-启隆、安亭-花桥-白鹤、枫泾-新浜-嘉善-新埭三大跨省界城镇圈，在这之后陆续开展并完成了跨界城镇圈的规划编制工作。
在此基础之上，2019年年初，规划编制组开始开展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上海与近沪城市在目标、功能、空间、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年初开始撰写《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编制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2019年11月正式启动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经历了多轮的省、市意见征询，规划范围也从最初的“1+6”个城市演变为“1+8”个城市。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从长三角区域的层面提出了一体化的总体要求，以及区域协同、产业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重点工作。
此后，上海、江苏、浙江基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在2020年分别制定了《上海市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和《浙江省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上海大都市圈建设的“1+8”城市进入相向发展的新阶段。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另外，从2020年开始，上海大都市圈研究中心以两年一次的频率发布“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长期跟踪长三角各个主要城市的发展情况。
截屏自城市指数
2021年，上海大都市圈年度论坛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了《上海大都市圈蓝皮书2020-2021》。
相似点：
1. 反复研讨的成果。纽约大都市圈和上海大都市圈的报告成果编制均历时数年，开展了多轮讨论会、论坛等交流会议，汇聚各方智慧编制而成。
2. 规划框架的构成。规划报告均由“蓝图愿景（规划价值取向/战略愿景）+重点领域规划（规划建议/重点领域系统行动）+重点空间规划（标杆示范区愿景与重点区域规划/空间板块行动）构成，呈现出从顶层指导到物理空间落实的规划思路。
3. 详实的前期工作。在发布正式规划之前，规划编制机构均发布了一系列前期研究成果，例如对区域现状的调查总结、区域分析与愿景目标的推导预测，作为正式报告编制的重要的研究基础。
不同点：
1. 规划工具的使用。纽约大都市圈的编制过程中，采用了大量丰富和复杂的量化模型工具，特别是针对土地使用、人口和就业等方面，开展了详细、动态的现状评估和趋势分析。上海大都市圈内各个地区由于数据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集成化地开展区域性的量化分析的难度较大。
2. 参与视角的多元。纽约大都市圈编制过程中，较注重在与各方合作过程中引入少数群体视角，例如组织开展大型公众参与项目、开展田野调查、创建公共论坛等，同时积极与代表低收入者和有色人种群体的社区组织开展合作。
规划愿景与目标
纽约、上海两大都市圈作为都市圈界的“尖子生”，致力于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助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在规划愿景与目标方面，两者既有相同点，同时又结合各自的国情，有着不同的特色。
纽约大都市圈制定了四大规划核心价值导向，作为解决区域问题的基础：
公平：到2040年，区域应大幅减少贫困，消除无家可归者，弥合存在于种族、民族与性别等方面的健康和财富水平差距，成为全国各个群体之间隔离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目前纽约大都市圈是全国范围内隔离程度偏高的区域）。
健康：到2040年，每个人都更加长寿，远离心理疾病和哮喘、糖尿病或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低收入者、黑人和西班牙裔居民的健康状况有大幅度的改善。
繁荣：到2040年，区域将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全民的家庭收入将显著提升，特别是对于区域内相对贫困的城市和社区的居民，将有大幅度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方面的改善。
可持续：到2040年，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减少80%，消除废水直接排入河流和海港的现象，大幅提升区域在面对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洪水和极端高温现象时所体现的韧性能力。
RPA在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和核心价值导向之后，提出了一套相应的目标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指标体系同时预测了规划愿景下和不作改变按照现在趋势发展的指标情况，以更清晰地对比反映规划成效。
图：纽约大都市圈发展愿景及目标体系，来源：《Charting a New Course》
另外，面对未来发展的各种不确定性，RPA针对不同发展导向的情景进行了模拟，包括自然生态发展导向、强化城市核心导向、城区复兴导向和郊区提升导向等，并对不同发展模式给区域带来的影响，作出了详细的对比分析，以及指标量化推算。
图：纽约大都市圈不同发展导向下的目标预测，来源：《Charting a New Course》
“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为上海大都市圈的规划愿景。
其中“卓越”，指突出的创新演化能力，揭示本地域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全球”，指突出的全球性联结能力和世界级影响力。“城市区域”，指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流量枢纽和创新策源功能的核心依托空间已经从城市的行政性范围拓展到大都市圈的功能性范围。
围绕该愿景，规划提出合作型与底线型两类指标，均为预期性指标。合作型指标对都市圈整体水平进行评价，强调都市圈共同努力满足指标要求，如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航空旅客吞吐量、区域骨干绿道总长度等；底线型指标对都市圈九市分别进行评价，明确各市均应尽量满足的指标要求，包括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原生垃圾填埋率、地表水水质优良(I-III类)水体比例等。
在此基础上，规划围绕四大不同维度的总体目标，分别按2025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提出了各自的分解指标，总共17项。
图：上海大都市圈核心指标体系，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另外，每两年一次发布的“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 参考了20个国际主流榜单、近百项指标，构建出“生产性服务业、航运贸易、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文化交流”5大维度、18项关键指标的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SMAI）评价体系，促进各个城市明晰在都市圈中的定位、优势与发展方向，实现区域层面的紧密分工、协同合作。
图：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评价维度示意，来源：《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2020》
图：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来源：《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2020》
相似点：
1. 共同面对的议题。两地的规划愿景和目标均包含了作为国际大都市圈所需面对的一些主要议题，如经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人居环境营造等。
2. 以核心城市的愿景为基础。两地的规划愿景均以核心城市的目标愿景为基础提出（纽约市在2013年、2015年和2019年三版规划中的发展的目标愿景关键词为“强大”“韧性”、“公正”、“公平”等，上海市在2017-2035年总体规划中的发展愿景为“卓越的全球城市”）。
不同点：
1. 目标愿景的整体导向。纽约大都市圈的目标愿景呈现更加明显的“问题导向”，直接对应当下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最为严重居民支付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及韧性等挑战。相对而言，上海大都市圈的目标愿景关键词为“共保”“共塑”“共建”“共享”，呈现更加明显的“协同导向”。
2. 针对动态变化的应对方式。纽约大都市圈规划为应对动态变化的挑战，提出了更为弹性化的目标体系框架，并模拟了规划前后的指标对比情况。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则通过定期发布评价指数，推动各个城市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自我调整。
3. 反映当地特色的目标。纽约大都市圈规划在发展愿景中特别强调改善少数族裔的境况，以及群体隔离的现象，这些问题在整个美国都存在，但在纽约大都市圈尤为突出。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则将“文化交流”作为目标愿景中的一项，凸显了近年来上海所提倡的对“软实力”的重视。
规划建议
纽约、上海两大都市圈同为世界级都市圈，虽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背景与挑战，却都肩负着发展与协调的双重责任。两大都市圈在规划建议与重点区域方面有着诸多相似点，深入研究两大都市圈的同异之处，对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有着重大参考意义。
纽约大都市圈第四次规划将区域的挑战与机遇分为公共机构、气候变化、交通系统和财务负担4大领域，并分别提出具体的规划建议，总计61项：
调整令人失望的公共机构：
创建一个有活力的、以人为本的交通网络：
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
让人人都能负担得起当地生活：
上海大都市圈的规划根据发展目标提出四方面的协同举措，并用以指导后续各市各领域专项规划的编制和重大项目的谋划，推动大都市圈空间协同的深化落实。
相似点：
1. 规划实施途径。虽两地面临的背景和挑战各不相同，但规划建议的实施途径有诸多殊途同归之处，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整治、促进产业合作、创新体制机制等。
2. 规划实施载体。两地规划实施载体相似，均基于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以及绿地、水体等生态资源，以及这些系统背后的运行机制。
不同点：
1. 规划建议的基础导向。纽约大都市圈的规划建议围绕“问题导向”的四大愿景提出，关键词更多为“修复”“更新”“减少”“停止”等。上海大都市圈的规划建议则围绕“目标导向”的四大目标提出，关键词更多为“塑造”“建设”“推动”等。
2. 规划建议的具体程度。纽约大都市圈的规划建议相对更为具体，从行动措施、实施项目、机制创新方式甚至资金来源上都有更明确的表述。上海大都市圈的规划建议以宏观导向为主，更详细的具体实施内容则反映在后续的专项行动、行动方案和规划项目库中。
重点区域以及示范区
RPA特别制定了一个“四廊”重点空间区域规划，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一起，将整个区域从地理空间上分为城市、郊区、高地和海岸四条廊道，并分别选择了四个知名规划设计团队，针对每条廊道的机遇与需求，开展更加详细的设计。
图：“四廊”重点区域分布图，来源：《The Fourth Regional Plan》
图：“四廊”重点区域意象图，来源：《The Fourth Regional Plan》
为了证明和探索规划制定的政策和项目如何改变市民的工作和居住空间，纽约大都市圈第四次区域规划提出打造9个示范区，并描绘了每个示范区的空间意象。
图：9个示范区区域分布
图：9个标杆示范区空间意象，来源：《The Fourth Regional Plan》
上海大都市圈以五大空间板块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的重要载体。重点推动环太湖区域共建世界级魅力湖区；淀山湖战略协同区共塑独具江南韵味与水乡特色的世界湖区；杭州湾区域共建世界级生态智慧湾区;长江口地区共保世界级绿色江滩；沿海地区共塑世界级的蓝色海湾。
图：五大板块空间分布，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上海大都市圈范围内的示范性项目也在随着空间协同规划编制过程一并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要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依托长三角原点，两省一市共同打造“水乡客厅”功能样板区，体现示范区生态绿色理念，依托有条件的建制镇和城镇社区，承接高新科技龙头企业总部、未来产业集中延试基地、地方特色产业集中区等功能，打造“风景中的产业社区”。
上海市青浦区也率先提出依托G50高速公路主干廊道，数字经济为本源，打造“长三角数字干线”，作为“数字长三角”的样板示范。
相似点：
1.以特定地理空间为规划单元。纽约大都市圈和上海大都市圈的规划都脱离了传统的以“半径”“圈层”为规划空间范围的传统思路。其中纽约大都市圈规划以四条平行的特色廊道地理空间作为规划单元，上海大都市圈则围绕区域型的水体地理空间开展重点区域规划。
2.对生态要素的强调。两地在重点区域规划中都特别强调生态要素，其中纽约大都市圈规划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贯穿于四种不同物理空间形态的区域中，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则直接基于江、海、湖、湾等生态资源空间载体进行规划。
不同点：
1.重点区域的规划方向。纽约大都市圈的重点区域规划选择以规划设计团队为主导，相对更加强调空间上的塑造，上海大都市圈则重点强化在生态保护、设施共享、城镇布局、产业发展、港口资源、河口海洋空间利用等方面的综合性的空间统筹力度。
2.示范区的建设方向。纽约大都市圈规划的示范区项目区域类型包含基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城市更新、旧工业片区更新、郊区新城发展、大型生态公园建设等，反映了纽约大都市圈以“存量”更新为主的后工业时代阶段特征，上海大都市圈的示范性项目更侧重于在生态基底协同的基础上引进数字科创等产业类项目，创造经济和空间上的“增量”。
创新区研究，就在TOP研究院。
TOP Lab (TOP创新区研究院) 隶属于FTA建筑设计事务所，作为一个非盈利的研究平台，其使命是打造创新区领域的智库.
TOP研究院专注于全球创新区的一体化研究，从Talent(个人), Organization(组织), Place(区域)三大维度出发，通过对全球创新区案例、创新区产品大数据整理、以及产业创新及工作方式创新的研究，探索中国创新区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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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事业单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