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考研，小镇青年八战清华
“有时感觉不是上不上的问题，考研和清华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撰文 | 石悦欣 赖钰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2022年12月26日，最后一门专业课考试结束，袁博是最后一个离开考场的人。
试卷都被收走后，他回头看了一眼，出了教学楼，又在楼下坐了几分钟，环望四周，校园已经空空荡荡，他才深深地舒了口气，走出了大门——这次自由了，是比往年这时更畅快的自由。然后他步行了21分钟到家，正好吃上了妈妈包的饺子。
这是33岁的袁博参加的第十一次考研，第八次战清华。考研这件事，已经占据了袁博迄今为止三分之一的人生。
袁博在北京西三旗的建材城旁开了一间画室。这个他居住了七八年的地方，似乎包裹着他人生的全部。
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三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画，挨着门框顶的隔间里也垒满了画。
鱼缸里有两只乌龟，一只叫拉斐尔，一只叫阿强，曾短暂陪伴他的一只狗，叫梵高。
袁博正在作画，小狗梵高在一旁陪伴他。（受访者供图）
袁博的床在进门后三平方米左右的储藏间里，因为买不到“校长室”的招牌，他在储藏间门框上贴着“总监室”。他和父亲用建材城买的木板在里面搭起了一张床，里面唯一的光源是灯，但有时也会坏。
袁博有两面人生，一面轰隆向前，经营，招生，上课，挣钱，拍短视频。另一面，时间仿佛在画室停滞，可能只有每年立在书架的考研政治辅导书“肖四肖八”，不断更新着出版时间，提醒他又一战结束了。
有时候他甚至有点恍惚，不记得是第几次考研了。一年又一年，考研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每年的期末考”。
“天真”
袁博脸上总是笑盈盈的，他认为自己是个天真的人，在采访过程中，很多问题的答案，他都回一句，“天真嘛！我太天真了。”
关于为什么考研这件事，袁博给出最多的答案是，“真的想学习”。
“天真嘛！我太天真了。不为了学历而去考研这件事，也害了我。”他边笑边说，脸上露出后悔的表情，“我一有机会就跟很多人说，千万别为了学习，为了提升自己考研，我走的弯路太多了，很累人的。”
但考研这件事，他自己却一直没有停下来。
2012年，他第一次参加考研的身份是女朋友的陪考。女朋友对于考研不太自信，他安慰，怕什么，没事，我陪你一起考。袁博就这样嬉笑着入了考研局，第一战是广州美术学院。
那时，信息闭塞，他不知道考个研流程这么多。需要报志愿，现场确认。考试具体考什么，他也是蒙的。只是被考研的流程推着往前走，图书馆复习，画画。
结果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第一年自己已经考过了国家线，也不知道有调剂一说。
毕业后，女朋友要回江苏老家，他想，不管怎样，得定下来一个城市，无锡挺好的，就去无锡吧。另一个朋友听说了，也跟着他俩一起，他们拖着行李箱，奔向无锡。
到了无锡，袁博一边找了工作，一边跟女友“二战”，学校换成了一所211院校——江南大学。“那个时候还是天真，”袁博说，“哪管什么985、211，从来不会为了名校或者其他，我们更希望专业好。”但他们都落榜了，“二战”失败。
“三战”仍然是江南大学。最后女友落榜，选择调剂到温州，袁博差一点也要跟着去温州。
考虑到他们都不愿意在温州安家，袁博先去了上海。工作了几个月后，又到了10月，考研报名季。
听闻江南大学号称“小清华”，这次不然就考“大清华”好了。2015年，袁博的“四战”正式开始，目标清华大学，视觉传达专业。此后的八年，都是清华。而促使他考研的女朋友，也因为异地和价值观的原因分手了。“年龄大了，她想要稳定了吧。”
在首战清华后，袁博正在上海的一家甲方公司上班，他感觉可能考不上，为了方便接下来再战，直接提了离职，身上只揣了700块，直奔北京。
其实袁博一直对这份工作不满意，在他的规划里，只有广告、设计等创意为主的公司，才能让他的画笔自由生长。他认为那是自己该登的舞台。而清华，仿佛更接近这个舞台。
袁博画室的一角。（受访者供图）
但他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到了北京，看好了西三旗建材城旁的一个小工作室，在那里开了一间画室。一边运营画室，一边备考。
“八战”
艺术生考研和其他专业一样，政治、英语、专业课一、专业课二都要考，只是最后多加了一天，考笔头画画。
袁博在英语上栽了很多跟头，便换成了日语。“大家都说日语不难，我想，那就等于大家都不会日语，都从头学起，这不也挺好的嘛。”
可能正如袁博自己所说，他“太天真”。从零开始的日语，可能是他绕的一条远路，但他也不回头地向前。
换了语言后，袁博以学习为目标，报了北京语言大学一门日语课。他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两年，成绩仍不行，“我还不如直接去清华学日语，总会有办法的。”
袁博的这种学习方法，并不适用于考研的标准化考试。“我是爱语言的，想把它学得彻底一点。如果我报一个考研日语班，可能分数就更高。”
采访他的时候，看到他的书柜里放着一本夏目漱石的《心》，日语原版。可以看懂吗，我随口一问。他看了一眼书封，没有直接回答，笑着回了一句，很多书都是看不懂的。
2016年，他开始了清华大学的旁听生活。和其他同学一样进出校园，除了没有学位以外，和清华学子没有区别。
他当过清华大学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观众，只可惜自己不是主角。他坐在清华园里看书，看大家在运动会上比赛，带着疑问和好奇感受清华学子的生活……
他旁听的课大多在清华大学的第六教学楼，那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考研战斗的考场。桌椅的温度怎样，穿多少衣服正合适，吃多少饭不会困。所有的状态都是完美的，除了每年的考研成绩。
“怎么会嘞，又没考上。”那一刻，他是最难受的。然后再次投入复习。
虽然画室有些收入，但他的余额经常是个位数。他削减了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有些时候，他不得不跟家里要钱。家里人全力支持他考研，因为母亲的期望，就是孩子不要堕落。于是，袁博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考研的过程中，他有六年没有去过电影院，他的娱乐方式就是画画。
袁博绘画作品。（受访者供图）
在袁博的描述中，虽然家人会有不理解，但是他擅长说服。他会带着母亲逛北京，领着她去清华听课，逛美术馆。把自己的计划放大，再缩小，再细化。虽然已经三十四岁，但袁博一直坚信自己会成功，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前路光明。母亲也一样坚信着。
没钱的时候，他会跟在广州做着工程生意的父亲直接开口。趁着父亲心情好的时候，袁博会好好说。“我不会跟人借钱，但父亲是我的投资方，我知道如果成功了，他会比现在开心更多。”
袁博的目标很明确，可以为了考清华备战这么多年。但他又拒绝遵守应试考研的规矩，不想被考试的规则框住，他把这归结为，“自己不懂功利性地面对考试”。
他不喜欢死记硬背。“反复背那是傻子，我要是天天背，天天学，那我可厉害了。”袁博说，“但是我是搞艺术的，重点还是画，这是我吃饭的东西，天天背书不就把专业丢了嘛。”那些印在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只有到了冲刺期，才会被袁博翻出来。
好多人问过袁博，学习的途径那么多，为什么一定是考研。“他们只是抛出了问题，没有解决。对我来说，考研就是最好的选择，我可以学习，画室可以正常运转，挣得不多，也能糊口。”
每多考一年，袁博就觉得增进了对考试的认知。“学习和考试就不是一回事。我就是因为带着学习的目的去考试，所以分都不高。如果我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可能提升会快一些。”
功利和理想像他心头交织的藤蔓，一蔓压来，另一蔓赶忙迎头压回去。
“有时感觉不是上不上的问题，考研和清华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当然希望考上，但我也想保持我的初心，而不是名和利。”
对于考上研后的生活，袁博有着很理想的规划：跟导师做项目，学习艺术的核心和设计的根源。毕业后，顶着清华的光环，可以组建一支厉害的团队，开自己的工作室，成为更好的艺术家，往现实了说，把自己的画卖个好价钱……
每次有人问及，什么时候最接近清华，袁博的回答总是——这一次。他记不清每次的分数是多少，只记得自己最高的一次专业课分数是130多分，满分150分。“别人也许很难明白，但我只是进步比较慢，每次都更接近一点。”
为什么每次结果和自己的预期会相差那么大？袁博把原因归结为艺术类考试的主观性本就很大。“也许风格不是他们想要的，也许跑题了。”
孤独
每年点开网页，输入考号，敲击回车键的时候，都是袁博孤独感达到顶峰的至暗时刻。无论什么结果，他都只能自己消化。他打开手机翻一圈，不知道该把这个消息告诉谁。
考研这件事，袁博瞒了母亲三四年。他不愿意让家人每年都承受一遍落榜的难过，母亲起初也不知道，躲躲闪闪的儿子是不是在这个城市里走向了堕落。直到有次去北京看望他，在不起眼的书架上发现了备考的教材时，她才松了口气。
查完成绩的负面情绪，每年都在关掉电脑后的一个小时内消化掉了，最快的时候，只缓了三四分钟。他会马上拿出笔记，重新梳理，准备再战。
要是考上了，袁博也计划好，把书撕了，或者烧掉。但那些书本至今没有迎来这个命运。
他的另一半人生没有停滞，为了糊口和交房租，到了每个月招生期，尤其是春季，他都要忙活好一阵子。“如果要用考研评价我，那我确实不成功。但作为一个创业者，或者优秀校友，我肯定是成功的。”
袁博绘画作品。（受访者供图）
最鼎盛的时候，袁博在北京招募了合伙人，经营着三家画室。随着合伙人陆续结婚，生子，返乡，如今画室只剩下了两个。一个供他工作，学习，生活，另一个交由朋友打理。
现在他在长沙买了房子，今年谈恋爱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
对于十一年“八战”清华这件事，袁博不愿意向周围人宣传。他更愿意相信，除了家人外，旁人只会把它当成生活中一则无关紧要的八卦，调侃一通，不痛不痒地就散了。
他会在网上发布视频，曾经也上过一档名为“凉子访谈录”的节目。评论区出现了很多打击袁博的恶评。2019年，刚开始发布视频时，他每次看着屏幕上出现批评他的声音时，会狠狠地难过一个月。“后来我就劝自己，明星收到的恶评更多，我就当提前感受一下了。”说完，他脸上的笑舒展开来，畅快地大笑了几声。
“倒是也不需要别人安慰。我就是爱画画，爱艺术，爱瞎折腾，爱干这个事。清华只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我还有很多大事想干。”
袁博一直都笑眯眯的，讲到每年查成绩都是落榜时，在笑。讲到自己孤寂地吃喝玩乐都被圈在小画室里时，也在笑。但当我问及身边有没有理解自己的人时，他沉默了。他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热水，轻轻放下，后背重新靠在椅背上，目光朝着门口的方向，抬了一下下巴，说，“只有对面理发店Tony懂”，顿了一下，又说，“可能懂吧”。
Tony在画室对面的理发店工作，也在那里生活，和袁博一样，是另一个孤独的人。Tony那屋没有阳光，他就经常来袁博这里串门。袁博忙考研，Tony忙挣钱。Tony推门进来，在飘窗前坐一会儿，两个人不怎么讲话，他盯着看一会儿乌龟拉斐尔，落下一句“走了”，就回去了。
“共生”
小学三年级时，袁博转校去了镇中心小学，那是镇上最好的小学。他也成为了第一个走出村里的学生。
镇上的小学距家很远，需要蹚过一条河。袁博每天自己乘船渡河，再走近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学校。母亲总觉得，这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太危险，小时候的袁博“又黄又瘦又黑”，一段时间后，他住校了。
同学们放学都可以回家，他就自己在学校晃悠。当时的他“内向，胆小怕事”，害怕跟人讲话，也没有人关注他。遇到不会的题，他也不敢开口请教别人。
在老师的鼓励下，他拿起了画笔。于是袁博开始以画笔为伴，从小学画到初中，高中。同学们偶尔来找他画幅画，他开心得不得了。他因为学习不太好而自卑，但是也会因为可以给别人完成一幅画，成就感爆棚。他在画画中找到了自信。
读高中后，老师推荐他走美术特长生，他就更纯粹地专心画画。但是第一年高考他落榜了，虽然不知道大学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但人好像应该上大学。袁博在复读班复读了一年。和考研的孤独不一样，一个班上有七八十人都在复读，有战友，有可以说话的人。最后，他考入了湖南科技大学。
作为十多年的考研资深党，袁博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十年间，考研没有变化，也没有发展。“但是你自己得变，很多东西你要更新它。”
他认为自己的认真程度和复习强度逐年加大，在去年冬天达到了峰值。
他提前五个月关闭了画室，全力备考。五个月内分文未入，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从早学到晚。考前一个月，袁博提前回到了湖南老家。
过去在北京备考时，他或是处理杂事，上课，或是应付前来咨询的学生。去年他的时间更集中了，做饭、洗衣、遛狗等都由母亲包了。袁博爱吃鱼，备考的一个月里，母亲顿顿都给他做鱼吃。每天至少能保证十个小时的学习，这也是他多年来最奢侈和舒服的一段时光。
日头渐渐从画室的窗外滑落，袁博坐在窗前，残阳的余晖从他身后洒进来，他缓缓说了句，能做的都做了，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最后一次。
去年考研最后一天作画，题目叫“共生”。
袁博画了四幅作品，一个很小的种子，发芽，长大，最终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小女孩，拥抱着周围红蓝的花草鱼鸟，他用这个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而“共生”的也可能是他自己，与考研共生，与清华共生，与小小画室里的巨大梦想和野心共生。
发稿前，我忍不住再一次发微信问他，这一次考研结果怎么样——此前他一直说没有查。
过了一会儿，手机屏幕亮了，“没管它，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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