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冷门专业，考研冷门专业排名前十名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550位真人的故事
我是史军@植物人史军，山西人，41岁，植物博士。
18岁，我考入云南大学，并选了生物学基地班，这一冷门专业。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感到非常无奈。后受导师的影响，我选了植物学研究这个更冷门的专业，之后被保送中科院进行硕博连读，也自此开启了我的新世界。
1981年，我出生在晋南的一个小城市——山西侯马，是独生子。父亲是一家国营厂的副厂长，母亲在石油公司工作，他们在2000年离职，一起创业，经营了一家加工机械的厂子。家庭条件谈不上富有，但也不差。
父亲一直都是我的榜样，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比如说靠自己的努力，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结交朋友要守信用等等。这些精神财富，我一直秉承并坚守着。
在我记忆中，父母对我的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他们工作很忙，无暇顾及我的学业，只是提醒我要读好书，将来上个好大学。但他们认真工作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那时候，小伙伴们很喜欢玩“采蘑菇”和“魂斗罗”这两款游戏。但在别人家，僧多粥少，每天能轮到玩三五分钟已经是运气爆棚了。于是，我开始缠着父母要游戏机。最后，父亲实在受不了了，就说：“在期末考试，你只要能考双百，那就去买游戏机”。
也许父亲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我却认真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不看动画片，不去串门，就闷头看书。
在考试的时候，我认真检查试卷，心中不断默念，“要认真，游戏机啊，游戏机”。拿到成绩后，我一路狂奔回家，大概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
父亲没有任何犹豫，用刚领到的“先进生产者”的800块钱奖金，给我买了电视游戏机。在当时，800块钱够一家四口四个月的生活费了。但父亲为了我，还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虽然算不上高智商，但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并考进了临汾市重点高中。
进入高中后，我才发现什么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能到这里读书的都是各县区的佼佼者。有些人明明就没怎么下功夫，却可以轻松搞定所有考试。而自己则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跟上上课的节奏。我的心态一下子就不稳了。
当时，我还以为可能是自己没做好，或者是运气不好。在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的，而且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找到自己擅长做的事。
那会，父母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能读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支持你到什么程度。”他们对我一直都有期望，但也不会给我太多压力，只是在默默地支持我。
在高中，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考出好成绩，上个好大学。在1999年，我如愿考上了云南大学，并选了生物学基地班专业。
可到了大学后，我才知道，这是个冷门专业。我小时候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以为生物学就是其中的一种，结果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很喜欢。
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自此，我每天只出入教室、图书馆和宿舍，过上了“三点一线”的生活。大学四年，我年年都拿奖学金。
到了大三，大家都忙着找导师，做实验，其中很多同学搞基因研究，听起来很厉害。当时我的导师，让我用三个月的时间测量几麻袋的植物标本数据。
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一度还挺失落的。但后来，导师跟我说：“我觉得你是做科研的料，这三个月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我的导师特别好，他的教学方式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经常把课堂搬到户外。慢慢地，我觉得植物学还挺有意思的，于是就选了植物学研究。所以说，老师的引导会决定你对一件事的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
2003年，我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学专业，进行硕博连读。
植物学，也是个很冷门的专业。我学的系统进化，是植物学里跟生产毫无关系的方向，可以说是冷门中的冷门。简单来说，就是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它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
学这个专业，需要经常到大山里进行科考。这看似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其实非要具有危险性，一切都需要从头学起。记得，我第一次进山的时候，导师就特别提醒我,“要注意脚下”、“手要抓牢”、“观察不走路，走路不观察。”
起初，我并没放在心上，以为是小题大做。可是，一天下来之后，该吃的亏我都吃了，我手上被茅草叶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鞋带也被石头磨断了一截。自此之后，我长了记性，见识到了大自然的凶悍面目。
在野外进行植物学研究，首先要有足够的体力和平衡性，因为需要经常爬树，过岩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向导不让去的地方绝对不能去。
有一次，我为了清点一处峭壁上的稀有兰花，就破了这个戒。结果，我在倒手时，没有抓紧藤条，直接滑下去了，幸好背包被卡在了树桩上，才没有跌到30米的断崖里。
所以说，我在植物学路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走路。几年后，在我带学生去野外的时候，也会像当初导师叮嘱我一样，叮嘱他们。
虽然很辛苦，但每个进行野外研究的植物学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与长时间在野外是脱不开关系的。当然，我们不是为了锻炼身体去爬山，探秘植物的私生活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
期间，我一个人背着简易行军包，走过了甘南河谷的大部分地方，也曾上过云贵高原，下过广西的天坑，验证了《物种起源》里面的诸多神奇理论。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探密。
之后，我开始做课题研究，重点研究方向是，兜兰主要吸引了什么样的虫子，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诱骗这些虫子传粉的。
在进行课题研究时，最怕的就是那些不确定性。自己选的课题是否是个好课题？实验是否会顺利？是否有人同时在做相同的课题？论文能不能在申请学位之前发表？
但其中关键的，还得看导师的评价。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也不见得算数，命运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所以，在读博期间，忍受不确定性，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好在，最后论文发在《植物生物学》上。我也成功获取了博士学位。
2008年，博士毕业后，我在《科学世界》杂志当编辑。这一年，我也成家立业了，完成了人生的三件大事儿：博士毕业、结婚、有了孩子。
我妻子是我高中同班同学，但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基本没有说过话。当时，我们谁也不了解谁，我只知道她很优秀，总是班级前三名，比我强。我们真正认识，是通过社交网站，从大四开始的，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网恋吧，发现三观惊人的一致。
后来，我来北京读书，她来北京工作，我就跟她表白了。我跟她说：“我就是奔着结婚来谈的。”她也同意，然后就敲定了。这是我第一次恋爱，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010年，我成为了副主编。要从研究植物转到科普杂志，还是很锻炼人的，需要学习很多东西。这里面的内容专业性强，对同行讲起来，不需要做多大的铺垫，交流很容易。但对公众来说，就会让人发蒙。所以，我就要想办法，让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2011年，我开始做少儿科普图书的策划，跟好朋友一起创立了自己的科普工作室，专门从事科普图书和短视频的创作。
所以在进行科普的时候，我不仅仅要考虑知识的准确性，还要展示出科学的美好和独特性，让更多的孩子喜欢科学。因此，我把自己比为“地衣”。
“地衣”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它是在其他生物进入到一块荒地、裸地之前，就开始在那里勤勤恳恳地去啃那里的岩石了。把自己的身体和岩石变成后续植物进驻的肥料。而我恰恰就是想探索一些，之前没有应用过的方法，没有走过的道路。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特别是在写作的时候，时间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沉浸在自己思考的世界里，那种感觉特别美好。
我还特别喜欢带孩子们一起完成实验。比如，植物是怎么想办法传播种子的？以桃子为参照物，核外头哪些是果肉？哪些水果是假果子？植物为了传播种子，是不是各有妙招？慢慢去读懂植物的故事，是不是一种生命的交互？
每次活动结束的时候，总有一些孩子恋恋不舍，甚至抱着我的腿不让走，很多孩子从此爱上了植物学，爱上了生物学。每当这时候，我都特别感动，感觉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从事这个行业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用科学世界观指导生活，非常有意义。比如，人与海藻，是人高级还是蓝藻这种单细胞生物高级？其实，无所谓高级不高级，如果说人高级，可蓝藻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20多亿年，远远超过了人类。
到底谁更牛？大家都挺牛，只要活下来就挺牛的。把这种想法内化以后，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在看待很多问题的时候，会变得很平和。
所以，在做科普的过程中，我会首先找好自己深入钻研的领域。比如植物和人类历史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可以梳理出很多有趣的故事。在整合了植物学和历史知识后，再去看历史，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目前，有很多的年轻人没有世界观，没有世界观的人很可怕。他们过着“三和大神”般的生活方式，做着日结的工作，过一天算一天，对于明天，没有期待没有规划。
所以，科普已经成为了我的使命。期待在分享之后，可以对孩子们产生某种影响，希望能让孩子们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爱和信心。让孩子们看到世界有趣的一面，有值得留恋并值得探究的地方。
我是史军，感谢大家聆听我的故事！
【口述：史军】
【编辑：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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