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毛立平
北大考研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毕竟比起高考而言，它不是所有考生共同去争夺排名，而是在已经报考的考生之中比拼，且北大的招生人数也不算少，所以很多双非本科的同学也拥有很多的机会。更何况比起努力，考研更重要的是学会选择，选择一个好的北大考研补习班同样也至关重要，大家也要多多去进行了解。 很多学员之所以青睐考研寄宿班也是为了激励自己下决心复习，因为住宿班的学习节奏快而且强度高，而网课因为有直播课和录播课等不同形式，所以支持反复学习观看。如果本身学习节奏慢不像承受过高的学习压力可以选择网课，这样不懂的知识还可以反复复习，而选择住宿班就要考虑到学习节奏，从课前预习到课后复习都有专业助教老师帮助，而学员本身也要确保跟上老师的授课节奏按照要求完成学习目标，因此选择时学员要正确评估自身的情况，从基础如何到心理素质方面以及自己的学习习惯等都要考虑到。需要补充的是无论是选择住宿班还是线上网课，相同之处在于必须重视师资力量，不仅仅要确保授课老师为经验丰富的口碑好的名师，还应该有助教老师帮助完成学习目标，像高途考研辅导机构就是主讲+二讲的模式，其中二讲老师就是帮助学员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专业老师。
【学人追忆】
2022年12月12日，93岁高龄的王戎笙先生离开了我们。他生于1929年，湖北汉川人。1952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秦汉史组，任研究实习员。1960年转到明清史研究组，任助理研究员。1966年，历史研究所成立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室副主任。1958年至1967年，担任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秘书。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清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清史论丛》编委会委员、主编等。1979年历史研究所组建学术委员会后担任学术委员。他一生经历重要的时代变迁，任职多个工作岗位，始终秉承严谨科学的工作与研究作风，在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王戎笙起先从事秦汉史研究，后来则一生专注于清史研究。1979年，历史研究所组建学术委员会，经院党组批复，王戎笙与尹达、邓广铭、顾颉刚、张政琅、侯外庐、白寿彝等二十一人成为学术委员，而且连续担任四届，直到1998年。
时值“文革”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历史研究所讨论学术课题时，清史研究室同仁提出创办一个刊物，以反映和发布学界的研究成果。后来决定创办《清史论丛》集刊，每年一期，由研究人员兼职编辑。《清史论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秉持学术开放态度，容纳各种观点，文章长短不限。逐渐形成“专注研究、学风严谨、把握学术前沿”的刊物特色，许多清史学者的重要文章和新发现都发表在该刊，被国内外著名高校、学术机构和清史学者视作必备参考。其中，王戎笙的办刊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清史论丛》出版“纪念《清史论丛》创办三十周年、祝贺王戎笙先生八十华诞”专号，以示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即酝酿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1979年3月，社会科学院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由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负责编制《清史编纂规划（草案）》，王戎笙为重要起草人之一。草案完成后，曾经反复讨论，并在1983年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形成了新的方案。规划自1983年起到1990年，以8年时间完成一部10卷本《清代全史》（当时暂定名为《清代通史》）和大约20卷《清代人物传稿》。这个项目由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王戎笙担任项目主持人。《清代全史》十个分卷各自设立主编，王戎笙担任第2卷、第4卷主编，其他各卷主编皆为当时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1990年，全书如期完成。1993年，《清代全史》出版，其规模宏大，研究深入，成为代表当时清史研究最高水平的鸿篇巨制。《清代全史》探索不设总主编，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分卷主编不同意见，但是全书围绕重大问题，比如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能力、民族政策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边疆地区的开发等，做了深入讨论和探索，最新成果在全书中有全面反映。这种尊重学术规律、发扬学术民主、探究重大问题的精神，成为他终身秉承的学术风格。
1982年，应密歇根大学之邀，王戎笙前往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短期讲学访问。他用一年的时间搜集了200多部清史著作，1000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在当时条件下，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学术宝藏。王先生胸怀学界，回国后花费巨大精力，将这些论著信息整理成《台港清史研究文摘》一书，全书设计三十个专题，涉及从方法论、通论到各专题，对开拓清史学界的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戎笙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态度非常客观，尊重历史事实。20世纪90年代，湖南等地“发现”所谓有关李自成的文物，相关历史问题在社会上引起热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遵照上级指示，于1996年7月设立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项目，由王戎笙主持。他随即领导课题组展开深入研究和实地调查，对学界现存的各种观点和说法进行全面梳理和考证，对社会流传的所谓“文物”“证据”进行科学调查和鉴定，对课题制定了总的精神：“我们要提倡严谨的学风，讲求职业道德，不吃请，不惟上，不信小道消息，不以权威的大小判断是非。一切以事实为根据，讲真理，不讲情面。……用经过整理的可靠材料告诉人们，哪些说法是不可信的，筛选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说法，把讨论引向正规。”这一科学客观的指导思想，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课题组对实录、档案、方志、谱牒、文集、笔记、野史等材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尤其是对文物材料，进行拉网式搜集考察。在各地政府支持下，课题组还奔赴湖北通山、湖南石门等地实地调查，与地方耆宿、专家学者举行座谈，充分听取各方观点意见。在充分掌握现有材料和动态的基础上，对李自成结局等重大问题作出不含糊、不回避的客观结论。最后，由王戎笙执笔写成《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课题组研究报告），与课题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论文一并形成《李自成结局研究》。该书以大量的事实和坚实的调查，对社会上流传的种种无根据说法进行了清理和辨伪，对端正学风、还原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戎笙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等重大问题研究，但他对清代以降的汉学考据、辨伪等问题也十分关注，曾对以考据和史料著称的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傅斯年等考据学派在抢救内阁大库档案、建立现代历史学科等方面的成就给予极高评价。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社会上虚假的文献文物大行其道，有的甚至对学术研究产生干扰。他专门花费精力，梳理清人辨伪学，总结借鉴其思想方法并以此推动自己的研究。他指出：“从两汉到明清，辨伪学有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大批辨伪成果和众多的辨伪学家。到了20世纪，具有新思想的辨伪学家辈出，经过他们的科学总结，使传统的辨伪学系统化、科学化了。”由于他曾长期担任郭沫若秘书，对其学术和生活了解深入。针对当时社会上大量出现的郭沫若书信、书法作品，他在认真调查了解后，搜集了大量材料，写成《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一书。他指出：“我之所以要写这种辨伪书，完全是责任感的驱使。深感眼下学术腐败，弄虚作假者大行其道，赝品走俏而辨伪学却没有及时跟进。学术界有识之士深为忧虑，纷纷呼吁：还学术一片净土。”在这部作品中，他坚持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不让自己的主观看法和个人经历影响科学研究的工作，排除“知情人指认真伪”这一被文博界广泛认可的做法，以增加研究的客观性。因此，这部非常实用而又严谨科学的著作，实际上是一部以郭沫若书信、书法作品为材料，与社会上的赝品伪作比对辨伪之作，对郭沫若研究、当代文化现象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王戎笙曾指出：“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中国被突然卷入了世界潮流。一个以弯弓跃马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战舰火炮先后崛起的几个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日本、俄罗斯。这些陌生的‘来客’崛起后便到中国叩门，频繁使用通商、外交、传教、战争等手段，对中国巧取豪夺。用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应付这种局面，是摆在清政府面前最严峻的难题。应付这种局面的历史，就成了我们今天的研究对象。中国何以落后挨打？这是清史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历史课题。”2017年，88岁高龄的王戎笙，出版了《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一书。全书以宏大的视野、长时段的关怀，从17世纪世界局势与清朝军事、文化、国防、科技、外交等方面，对清代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反思。关注清代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关注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是他贯穿终身的家国情怀。
王戎笙离休后，基本上保持和上班时期一样的节奏，每周都会定期返所，与研究室同仁讨论问题，关心指导年轻学者和晚辈的学业与成长，文章和论著一直不断。近年来，他虽卧病在床不能自由行动，卧室兼书房本又十分狭小，但地板、书桌仍堆满了书籍，便于时时翻阅。这种严格的自律意识和不懈的学术追求，令人肃然起敬。
斯人已逝，但先生之学与先生之德，我们永远铭记和感念。
（作者：鱼宏亮，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毛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