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历史学考研，山西大学历史学考研分数线2020山西大学中国史真题
一、名词解释
1. 十三行
亦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鸦片战争前官府特许经营在广州对外贸易的商行。清初沿明之习，命名十三行。实元定数，最多时达二十六家。最少时仅四家。对官府负有担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岔文、管理外商等义务，是官府与外商交涉的中介，并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均需由十三行买卖。初为牙行性质，乾隆四十七年十三行商人组成公行，专揽茶、丝度大宗贸易。虽有行会组织，彼此间仍有竞争。在对外贸易中获利虽多，但被官府勒索亦多。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独揽中外贸易的特权被取消，乃趋没落。
2. 尊王攘夷（略）
3. 推恩令
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分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达到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4. 坞壁 （坞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也称坞堡或壁垒。多择既有山林险阻，又可进行农耕的宜守宜农之地设置。坞壁主要盛行于北方地区。十六国和北魏的统治者，往往按坞主的实力大小，分别给予官职，大小坞壁又成为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治所。北魏前期，推行宗主督护制，更全面地承认了宗主们及其控制下的大小坞壁的合法地住。魏孝文帝推行三长制，三长代替了宗主；邻、里、党等地方基层组织也取代了大、小坞壁组织。
5. 南明
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政权的统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同年5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称监国，1645年改元弘光，5月清军攻占南京。同时唐王朱聿（yù）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鐭（yù）在广州建立绍武政权，桂王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政权；其中永历政权存在时间较长，至永历十五年（1661年）灭亡。
6. 差序互保（略）
7. 总理衙门
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 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仍位列六部之首。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清政府开始融入国际外交体系，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二、简答题
1. 三公九卿和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经过800余年的发展演化，到隋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的行政体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为三公。丞相是百官之长，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为军队首脑，协助皇帝掌握军队；御史大夫掌监察，并牵制丞相，以防其专权。三者互相分权、互相牵制，最高权力握于皇帝之手。九卿是低于三公的官僚，负责具体事务。
三公九卿制为汉朝所沿袭。到汉武帝时，设立了“中朝”，打破了以前丞相总理全国政务的局面。中朝又叫内朝，是由皇帝身边较低级的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办事机构，以尚书令、中书、侍中等组成的内朝是决策机构，在宫内办公；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执行机关，在宫外办公。中朝凌驾于外朝之上，由皇帝所控制。
东汉光武帝时，扩大了尚书台的权力，置尚书令、监各一人，尚书六人。尚书台是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权力机构，而三公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三公的权力被进一步降低。
尚书省，曹魏时始设，东晋南朝沿之。尚书省掌“出纳王命，敷掌万机”, 长官为令、左右仆射。下设诸曹尚书，分领具体事务。尚书省的设立，进一步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并且开了“三省六部制”中尚书省的先例。但到了南朝，其职能已逐渐转化为一般的办事机构。
中书省，曹魏时为了分尚书省之权而设，东晋南朝沿之。曹操设置中书令、监，“掌赞诏命”，“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中书省的设立，继续分化了权力，加强了皇权。
门下省，西晋时始设，南朝沿用。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四人，职责是侍奉左右、应对顾问，拾遗补缺、检举非法。门下省的设立，原为分中书省之权, 故权位极重，有“宰相便坐”之称。
三省之名在魏晋时期虽已存在，而三省并立、各有分工、三省长官共同向皇帝负责则始于隋。内史省是决策机关，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长官监、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纳言；尚书省是行政机构，负责执行政令，长官令、左右仆射。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工、刑、兵六 部，长官称尚书，分别负责官吏任免考核、户口赋税、礼仪、军政、刑狱、工程营造等方面的内容。三省各有分工、互相牵制，共同对皇帝负责，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制的演变过程中，一个核心的趋势便是相权不断削弱，而皇权不断强化。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总是想法设法分散下面的宰相或者其他中枢权力机构的权力，以使自己牢牢掌控政治局面。这一方面有利于权力的集中和政权的巩固，一方面也造成了皇帝的专权及其他的附带问题。
2. 中体西用
（一）“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语，这里的“中学”，一般是指“纲常名教”、“四书五经“历朝典故”等一整套封建文化思想、道德观念。“西学”最早是指“西艺”，即造船制炮及其他技术；尔后开始超出应用科技，推广到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经济思想等；再进一步涉及到西政、西史、转向社会制度等方面。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是洋务政论家冯桂芬，对这个思想表述的最为全面的则是孙家鼐，他详尽地说明了“中学”和“西学”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国正统封建文化为主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辅用。洋务论者一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跨出了兴西学的第一步，兴办同文馆和各种洋务学堂，较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学书籍，充分表现出“西学为用”的革新意义。他们提出“中学为体”，主要也是用以应付顽固派对所谓“用夷变夏”的攻击，因为“中学”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核心，有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优越感，在伴随侵略者的炮舰和商船而来的西方文明面前，具有一种顽强的排他性，所以洋务派“中学为主体”的说法可减少来自顽固派方面的阻力和抵制，以保障“采用西学”的顺利进行。
（二）“中体西用”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1）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文化思想，促进了开明思想和改革思潮的出现。“中体西用”思潮贯穿洋务运动三十余年，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为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维新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学习西方，创立军事企业，开展“求强”运动；（3）创办民用企业，走向了工业近代化道路；（4）仿效西方，努力造就和培养人才；（5）“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当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深入，使商品市场扩大，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使劳动力市场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客观的可能条件；洋务派利用官僚资本举办近代企业，从外国引进机器设备和技术，为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创设了重要条件。（6）“中体西用”对维新运动的影响。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学习西方的议会和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是舍本逐末，认为学习西方要从政治制度入手，才能“体用”一致，并开始改革维新，这些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所不容，随着西太后的权杖所指，天下顽固派群起而攻之，特别是洋务派。张之洞抛出了 对抗维新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他主张用封建纲常加强对人民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束缚，而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来镇压人民，反对维新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坚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的车轮前进的情况下，“中体西用”思想又跟不上形势了，这时，又对历史前进起到了不良影响。
三、材料题
1. 耶律楚材，断句，评价
2. 清朝中越战争，李鸿章，翻译，原因
四、论述题
1. 隋唐五代 （历史地位）
公元581年至960年，这380年是中国古代制度继续发展并达到繁荣昌盛的隋唐五代时期，亦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二个鼎盛时期。隋唐社会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为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处于发展的前列，是最文明先进、最繁荣发达、最富庶强大的国家。
首先，社会制度先进，公元5世纪至11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中世纪的早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这时，西欧直至北非、中亚、东亚，都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比起中国落后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东方的日本，又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才于7世纪中叶开始进行大化革新，逐步确立封建制度的。在世界各地步入封建社会时，隋唐时期的中国，封建制度已发展了1000多年，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业已完备，大大影响了世界，特别是东亚周边国家封建化的进程。
其次，生产发展水平高。社会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在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的生产工具锄、铲、镰、犁都有很大的改进。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和新的开凿，而更为广泛和完善。长期积累的从犁地、播种、施肥、灌溉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经验得到了推广、良种开始普遍应用、经济作物得到发展。隋唐五代的农业生产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农田大批开垦，粮食单产超过汉代一倍。一粒种子可收获20-40粒左右，最高者可达百粒。而欧洲最先进的法兰克王国之单产，仅及中国的1/10至1/20.手工业、商业，欧亚北非各国更是难望中国项背。
第三、长期统一。在开皇九年（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以后，隋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长期保持统一的大国。分裂割据只占短暂的时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最大的国家。世界上其他地区，如西欧、拜占庭、印度等都处于长期封建割据状态，而由落后族建立的大帝国，极不稳定，旋生旋灭。如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9世纪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也分崩离析了。为独中国，统一思想深入人心，统一局面基本稳定，唐朝版图超过秦汉，加之统一和集权，给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加深了中过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第四，文化繁荣发达。隋唐时期，采取开放政策，不仅大量吸收外域的有用文化，而且将中国繁荣发达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得到了整理，道教文化在政府扶植下得到了发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礼俗的巨大影响而中国化了。在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的顶峰，佛教水平超过了印度，并使中国取代了印度而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文化政策相对开明，文禁较少，又使这时的科学技术、天文历算进步突出，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诗、词、散文、传奇小说、变文、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都有巨大的成就，并影响着后世与世界各国。
第五，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文明先进而富庶强大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隋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长安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在长安有各国使臣、商人、有胡人开的店铺。汉唐都有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而汉代中外直接交往还只限于中亚、印度，最远的是班超副使甘英到达波斯湾。隋唐时尤其是唐朝，中国与中近东、印度、日本、南洋群岛的联系大大加强。商人、使臣来往不绝。满载货物的商船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扬帆，大队的骆驼、马匹奔驰在丝绸古道之上，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西传，印度、西亚文化也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服饰、习俗、饮食、语言、艺术、科学、历法、数学、医药、各种宗教、物产纷纷传入中国，勇于并善于接受有益新鲜事物的隋唐皇朝和中国人民，通过吸收外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国先进、文明、繁荣、强大，它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起着巨大的作用，成为当时亚洲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地区之一。亚洲各国人民都羡慕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无限向往”，“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气势宏大壮阔的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发展史上的特殊、辉煌的地位，值得我们自豪，也是应当予以重视、并深入了解的。
2. 明末清初传教士 （活动与影响）
早期耶稣会士是指16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他们进入中国，不仅传教，建立教堂，也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这种早期的“西学东渐”，在东西交往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据统计，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考者约近五百人，透过他们，使中国士人见识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1578年，耶稣会罗明坚、利玛窦等四十多名传教士，在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利用每年春秋两季赴广州交易之际，随商队前往传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补儒”、“趋儒”，尽量中国化。他曾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以后又脱去僧服，换上儒装。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对祖先的崇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颇受士大夫信仰。他在广东瑞州、韶州先后滞留十五年，埋首钻研儒家经典，士子们称他为“西儒利氏”。在士大夫怂恿下，利玛窦从广东经过江西到南京，万历二十八年（1601）到达北京，通过太监，把圣经、圣像、十字架、自鸣钟、《坤舆万国全图》献给明神宗。利玛窦等人虽未获得觐见的机会，却得到了在北京居留和传教的默许。教徒队伍迅速扩大，其中包括了当时有名的开明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
1610年利玛窦逝世，明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三塔寺。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在晚明的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耶稣会士与当时开明人士翻译许多重要西方典籍。
清代（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的活动：
西欧耶稣会传教士自明代万历年间来华传教后，清初其活动有日趋扩大之势。据统计，至康熙初年，全国信奉天主教的教徒约有30万人。他们的主要活动有：
一是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介绍到中国。清代西方的传教士，继续从事明末以来的翻译事业，将西方有关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水利、医药、火器等方面的一些知识传入中国。康熙帝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十分勤奋的学习西方的各种科学知识。他也非常注意招徕和任用具有各种科技才能的传教士前来效力，并给以崇高的荣誉。如长于天文、历法的西方教士汤若望和稍后的南怀仁等，都曾在钦天监中供职。汤若望于明末来华，顺治二年（1645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天监监工。南怀仁于顺治十四年来华，初被派往陕西传教，顺治十七年五月，奉召进京协助汤若望修历。康熙帝亲政后南怀仁受到重用。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奉命制造天文仪器成，被加以太常寺卿衔。康熙十七年九月，预推永年历成，又被加以通政使衔。又奉命铸造火炮，并著《神威图说》一书，详细讲解西方的造炮技术，受到了康熙帝的赞赏，康熙二十一年奉特旨加工部右侍郎衔。17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奉康熙帝之命用满语讲解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之后又编写了一部《实用几何学纲要》。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命进行全国地理测绘和制图，在这一工作中曾任用了白晋、费隐、雷孝思、杜德美等西方传教士。
在医药方面，中国也深受西方影响。17世纪末叶，金鸡纳（奎宁）等西药随传教士传入中国。
当时西方的科学知识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带来的，而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并非都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在主观上，他们也只是把传播西学作为博取清朝统治者信任的手段，以利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而清政府由于长期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与外界隔绝，对外来的西方科学文化认识得有限，利用得也有限。因此，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时期，中西文化虽然进行了接触和交流，但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二是西方传教士将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欧洲。他们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译为拉丁文刊行。18世纪后期，耶稣会士冯秉正把《通鉴纲目》译为法文，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代历史。他们还通过书信和著作向欧洲广泛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学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康熙帝也曾通过传教士，把大量的中国书籍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元曲《赵氏孤儿》及其他文学作品，也有西欧文字的译本。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试图用《赵氏孤儿》为蓝本编写剧本。18世纪时，巴黎、维也纳、罗马 等欧洲大城市，曾上演中国题材的歌舞剧。中国的封建典制和文化，对18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和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都有一定的影响。传教士所传达的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如行政组织、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信息，既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王权的武器，也成为连带批评中国专制政体的根据。
三是传教士将中国的工艺品特别是瓷器和漆器，以及园林技术传入欧洲。17世纪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比较少见，只为宫廷珍藏。到18世纪，从中国运往西欧的瓷器开始增多，逐渐进入一般家庭。这时，欧洲也纷纷仿制华瓷。中国的髹漆家具，17世纪时已大量输入欧洲。17世纪末叶，法国工匠开始仿制华漆，其仿制的漆器，也负有盛名。这时，西欧丝织品的色调和花纹也多仿效中国。
清代的园林技术通过传教士也对欧洲产生了影响。康熙二十六年来华的耶稣会士李明，乾隆十二年（1747年）来华的耶稣会士王致诚等，都惊异的赞叹皇室园林圆明园建筑的雄伟壮丽、精巧结构和自然和谐。他们寄回西欧的报道，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
此外，西方传教士还在中国各省建立教堂，企图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各种活动。清初就有人指出传教士在北京和各省建立教堂，暗自送往迎来，遍布党羽，呼朋引类，煽惑人民，又把十二省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尽皆编成图籍，这都是中国极大的隐患。并进一步指出，传教士帮助殖民主义者图日本、取吕宋的行动，更值得中国引为鉴戒。这使得清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存在着一定的警惕。康熙末年，清政府对西方传教士在各省传教的限制又进一步加强了，下令禁止传教士传教。雍正时，清朝政府规定除留京效 力的传教士之外，其余各省传教士均令其回国。乾隆时，传教士私自到各处传教的更多，他们在各地“绘图测镜，消息潜通”，甚至与地方官勾结，鱼肉人民。乾隆五十年（1785 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朝政府又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受到极大限制，他们企图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各种活动，也始终受到控制。
3. 三大改造
（一）三大改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在1953年春天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毛泽东同志估计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三年恢复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他认为中国“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消灭私有制这样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而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2）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经济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它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一起，完成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4）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4. 史学经世和社会作用
(一)史学“有大效用于人生”
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要认识人自身，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更应该成为“一门总体人学”。日因为，史学是关于历史的学部，而历史与人密切相连。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人类历史。自然界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如果没有人参与其间，这个“过程”就不算历史过程，单纯的“自然并没有厉史”。
(二)历史使人认识自我
首先，历史是人们认识自我的钥匙。要探讨人生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人生最首要迫切的问题”。只有认识到了人是什么，才谈得上探讨人们生活的目的、价值、意义等其他人生问题。正因如此，自古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劝诚人们要认识自我。
(三)科学历史观是科学人生观的基础
第三，历史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换句话说，历史观是人生观的基础，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没有科学的人生观。消除对人生的虚无看法和悲观看法，只是从理论上肯定了人生的意义;要使人生在实践上变得更有意义，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指导人们的生活，才能激励人们在人生旅途中不断奋进。而人生观的培养，同样依赖于历史，依赖于历史观。
(四)历史为入生提供“模范
最后，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它把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提供给人们，使人们有了学习的“模范”。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生旅途上，人不能单靠自己摸索前进，他必须学习前人、摹仿前人，向历史上的模范”看齐。
2020山西大学中国史真题
一、名词解释
1. 十三行
亦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鸦片战争前官府特许经营在广州对外贸易的商行。清初沿明之习，命名十三行。实元定数，最多时达二十六家。最少时仅四家。对官府负有担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岔文、管理外商等义务，是官府与外商交涉的中介，并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均需由十三行买卖。初为牙行性质，乾隆四十七年十三行商人组成公行，专揽茶、丝度大宗贸易。虽有行会组织，彼此间仍有竞争。在对外贸易中获利虽多，但被官府勒索亦多。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独揽中外贸易的特权被取消，乃趋没落。
2. 尊王攘夷（略）
3. 推恩令
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分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达到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4. 坞壁 （坞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也称坞堡或壁垒。多择既有山林险阻，又可进行农耕的宜守宜农之地设置。坞壁主要盛行于北方地区。十六国和北魏的统治者，往往按坞主的实力大小，分别给予官职，大小坞壁又成为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治所。北魏前期，推行宗主督护制，更全面地承认了宗主们及其控制下的大小坞壁的合法地住。魏孝文帝推行三长制，三长代替了宗主；邻、里、党等地方基层组织也取代了大、小坞壁组织。
5. 南明
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政权的统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同年5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称监国，1645年改元弘光，5月清军攻占南京。同时唐王朱聿（yù）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鐭（yù）在广州建立绍武政权，桂王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政权；其中永历政权存在时间较长，至永历十五年（1661年）灭亡。
6. 差序互保（略）
7. 总理衙门
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 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仍位列六部之首。该机构的出现，标志着清政府开始融入国际外交体系，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端。
二、简答题
1. 三公九卿和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经过800余年的发展演化，到隋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的行政体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为三公。丞相是百官之长，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为军队首脑，协助皇帝掌握军队；御史大夫掌监察，并牵制丞相，以防其专权。三者互相分权、互相牵制，最高权力握于皇帝之手。九卿是低于三公的官僚，负责具体事务。
三公九卿制为汉朝所沿袭。到汉武帝时，设立了“中朝”，打破了以前丞相总理全国政务的局面。中朝又叫内朝，是由皇帝身边较低级的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办事机构，以尚书令、中书、侍中等组成的内朝是决策机构，在宫内办公；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执行机关，在宫外办公。中朝凌驾于外朝之上，由皇帝所控制。
东汉光武帝时，扩大了尚书台的权力，置尚书令、监各一人，尚书六人。尚书台是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权力机构，而三公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三公的权力被进一步降低。
尚书省，曹魏时始设，东晋南朝沿之。尚书省掌“出纳王命，敷掌万机”, 长官为令、左右仆射。下设诸曹尚书，分领具体事务。尚书省的设立，进一步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并且开了“三省六部制”中尚书省的先例。但到了南朝，其职能已逐渐转化为一般的办事机构。
中书省，曹魏时为了分尚书省之权而设，东晋南朝沿之。曹操设置中书令、监，“掌赞诏命”，“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中书省的设立，继续分化了权力，加强了皇权。
门下省，西晋时始设，南朝沿用。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四人，职责是侍奉左右、应对顾问，拾遗补缺、检举非法。门下省的设立，原为分中书省之权, 故权位极重，有“宰相便坐”之称。
三省之名在魏晋时期虽已存在，而三省并立、各有分工、三省长官共同向皇帝负责则始于隋。内史省是决策机关，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长官监、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纳言；尚书省是行政机构，负责执行政令，长官令、左右仆射。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工、刑、兵六 部，长官称尚书，分别负责官吏任免考核、户口赋税、礼仪、军政、刑狱、工程营造等方面的内容。三省各有分工、互相牵制，共同对皇帝负责，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制的演变过程中，一个核心的趋势便是相权不断削弱，而皇权不断强化。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总是想法设法分散下面的宰相或者其他中枢权力机构的权力，以使自己牢牢掌控政治局面。这一方面有利于权力的集中和政权的巩固，一方面也造成了皇帝的专权及其他的附带问题。
2. 中体西用
（一）“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语，这里的“中学”，一般是指“纲常名教”、“四书五经“历朝典故”等一整套封建文化思想、道德观念。“西学”最早是指“西艺”，即造船制炮及其他技术；尔后开始超出应用科技，推广到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经济思想等；再进一步涉及到西政、西史、转向社会制度等方面。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是洋务政论家冯桂芬，对这个思想表述的最为全面的则是孙家鼐，他详尽地说明了“中学”和“西学”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国正统封建文化为主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辅用。洋务论者一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跨出了兴西学的第一步，兴办同文馆和各种洋务学堂，较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学书籍，充分表现出“西学为用”的革新意义。他们提出“中学为体”，主要也是用以应付顽固派对所谓“用夷变夏”的攻击，因为“中学”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核心，有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优越感，在伴随侵略者的炮舰和商船而来的西方文明面前，具有一种顽强的排他性，所以洋务派“中学为主体”的说法可减少来自顽固派方面的阻力和抵制，以保障“采用西学”的顺利进行。
（二）“中体西用”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1）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文化思想，促进了开明思想和改革思潮的出现。“中体西用”思潮贯穿洋务运动三十余年，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为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维新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学习西方，创立军事企业，开展“求强”运动；（3）创办民用企业，走向了工业近代化道路；（4）仿效西方，努力造就和培养人才；（5）“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当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深入，使商品市场扩大，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使劳动力市场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客观的可能条件；洋务派利用官僚资本举办近代企业，从外国引进机器设备和技术，为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创设了重要条件。（6）“中体西用”对维新运动的影响。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学习西方的议会和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是舍本逐末，认为学习西方要从政治制度入手，才能“体用”一致，并开始改革维新，这些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所不容，随着西太后的权杖所指，天下顽固派群起而攻之，特别是洋务派。张之洞抛出了 对抗维新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他主张用封建纲常加强对人民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束缚，而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来镇压人民，反对维新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坚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的车轮前进的情况下，“中体西用”思想又跟不上形势了，这时，又对历史前进起到了不良影响。
三、材料题
1. 耶律楚材，断句，评价
2. 清朝中越战争，李鸿章，翻译，原因
四、论述题
1. 隋唐五代 （历史地位）
公元581年至960年，这380年是中国古代制度继续发展并达到繁荣昌盛的隋唐五代时期，亦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二个鼎盛时期。隋唐社会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为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处于发展的前列，是最文明先进、最繁荣发达、最富庶强大的国家。
首先，社会制度先进，公元5世纪至11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中世纪的早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这时，西欧直至北非、中亚、东亚，都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比起中国落后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东方的日本，又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才于7世纪中叶开始进行大化革新，逐步确立封建制度的。在世界各地步入封建社会时，隋唐时期的中国，封建制度已发展了1000多年，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业已完备，大大影响了世界，特别是东亚周边国家封建化的进程。
其次，生产发展水平高。社会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在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的生产工具锄、铲、镰、犁都有很大的改进。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和新的开凿，而更为广泛和完善。长期积累的从犁地、播种、施肥、灌溉等一整套的农业生产经验得到了推广、良种开始普遍应用、经济作物得到发展。隋唐五代的农业生产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农田大批开垦，粮食单产超过汉代一倍。一粒种子可收获20-40粒左右，最高者可达百粒。而欧洲最先进的法兰克王国之单产，仅及中国的1/10至1/20.手工业、商业，欧亚北非各国更是难望中国项背。
第三、长期统一。在开皇九年（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以后，隋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长期保持统一的大国。分裂割据只占短暂的时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最大的国家。世界上其他地区，如西欧、拜占庭、印度等都处于长期封建割据状态，而由落后族建立的大帝国，极不稳定，旋生旋灭。如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9世纪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也分崩离析了。为独中国，统一思想深入人心，统一局面基本稳定，唐朝版图超过秦汉，加之统一和集权，给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加深了中过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第四，文化繁荣发达。隋唐时期，采取开放政策，不仅大量吸收外域的有用文化，而且将中国繁荣发达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得到了整理，道教文化在政府扶植下得到了发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礼俗的巨大影响而中国化了。在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的顶峰，佛教水平超过了印度，并使中国取代了印度而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文化政策相对开明，文禁较少，又使这时的科学技术、天文历算进步突出，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诗、词、散文、传奇小说、变文、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都有巨大的成就，并影响着后世与世界各国。
第五，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文明先进而富庶强大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隋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长安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在长安有各国使臣、商人、有胡人开的店铺。汉唐都有中西交流的丝绸之路，而汉代中外直接交往还只限于中亚、印度，最远的是班超副使甘英到达波斯湾。隋唐时尤其是唐朝，中国与中近东、印度、日本、南洋群岛的联系大大加强。商人、使臣来往不绝。满载货物的商船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扬帆，大队的骆驼、马匹奔驰在丝绸古道之上，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西传，印度、西亚文化也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服饰、习俗、饮食、语言、艺术、科学、历法、数学、医药、各种宗教、物产纷纷传入中国，勇于并善于接受有益新鲜事物的隋唐皇朝和中国人民，通过吸收外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国先进、文明、繁荣、强大，它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起着巨大的作用，成为当时亚洲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地区之一。亚洲各国人民都羡慕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无限向往”，“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气势宏大壮阔的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发展史上的特殊、辉煌的地位，值得我们自豪，也是应当予以重视、并深入了解的。
2. 明末清初传教士 （活动与影响）
早期耶稣会士是指16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他们进入中国，不仅传教，建立教堂，也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这种早期的“西学东渐”，在东西交往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据统计，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考者约近五百人，透过他们，使中国士人见识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1578年，耶稣会罗明坚、利玛窦等四十多名传教士，在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利用每年春秋两季赴广州交易之际，随商队前往传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补儒”、“趋儒”，尽量中国化。他曾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以后又脱去僧服，换上儒装。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对祖先的崇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颇受士大夫信仰。他在广东瑞州、韶州先后滞留十五年，埋首钻研儒家经典，士子们称他为“西儒利氏”。在士大夫怂恿下，利玛窦从广东经过江西到南京，万历二十八年（1601）到达北京，通过太监，把圣经、圣像、十字架、自鸣钟、《坤舆万国全图》献给明神宗。利玛窦等人虽未获得觐见的机会，却得到了在北京居留和传教的默许。教徒队伍迅速扩大，其中包括了当时有名的开明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
1610年利玛窦逝世，明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三塔寺。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在晚明的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耶稣会士与当时开明人士翻译许多重要西方典籍。
清代（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的活动：
西欧耶稣会传教士自明代万历年间来华传教后，清初其活动有日趋扩大之势。据统计，至康熙初年，全国信奉天主教的教徒约有30万人。他们的主要活动有：
一是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介绍到中国。清代西方的传教士，继续从事明末以来的翻译事业，将西方有关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水利、医药、火器等方面的一些知识传入中国。康熙帝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十分勤奋的学习西方的各种科学知识。他也非常注意招徕和任用具有各种科技才能的传教士前来效力，并给以崇高的荣誉。如长于天文、历法的西方教士汤若望和稍后的南怀仁等，都曾在钦天监中供职。汤若望于明末来华，顺治二年（1645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天监监工。南怀仁于顺治十四年来华，初被派往陕西传教，顺治十七年五月，奉召进京协助汤若望修历。康熙帝亲政后南怀仁受到重用。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奉命制造天文仪器成，被加以太常寺卿衔。康熙十七年九月，预推永年历成，又被加以通政使衔。又奉命铸造火炮，并著《神威图说》一书，详细讲解西方的造炮技术，受到了康熙帝的赞赏，康熙二十一年奉特旨加工部右侍郎衔。17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奉康熙帝之命用满语讲解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之后又编写了一部《实用几何学纲要》。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命进行全国地理测绘和制图，在这一工作中曾任用了白晋、费隐、雷孝思、杜德美等西方传教士。
在医药方面，中国也深受西方影响。17世纪末叶，金鸡纳（奎宁）等西药随传教士传入中国。
当时西方的科学知识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带来的，而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并非都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在主观上，他们也只是把传播西学作为博取清朝统治者信任的手段，以利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而清政府由于长期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与外界隔绝，对外来的西方科学文化认识得有限，利用得也有限。因此，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时期，中西文化虽然进行了接触和交流，但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二是西方传教士将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欧洲。他们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译为拉丁文刊行。18世纪后期，耶稣会士冯秉正把《通鉴纲目》译为法文，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代历史。他们还通过书信和著作向欧洲广泛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学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康熙帝也曾通过传教士，把大量的中国书籍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元曲《赵氏孤儿》及其他文学作品，也有西欧文字的译本。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试图用《赵氏孤儿》为蓝本编写剧本。18世纪时，巴黎、维也纳、罗马 等欧洲大城市，曾上演中国题材的歌舞剧。中国的封建典制和文化，对18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和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都有一定的影响。传教士所传达的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如行政组织、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信息，既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王权的武器，也成为连带批评中国专制政体的根据。
三是传教士将中国的工艺品特别是瓷器和漆器，以及园林技术传入欧洲。17世纪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比较少见，只为宫廷珍藏。到18世纪，从中国运往西欧的瓷器开始增多，逐渐进入一般家庭。这时，欧洲也纷纷仿制华瓷。中国的髹漆家具，17世纪时已大量输入欧洲。17世纪末叶，法国工匠开始仿制华漆，其仿制的漆器，也负有盛名。这时，西欧丝织品的色调和花纹也多仿效中国。
清代的园林技术通过传教士也对欧洲产生了影响。康熙二十六年来华的耶稣会士李明，乾隆十二年（1747年）来华的耶稣会士王致诚等，都惊异的赞叹皇室园林圆明园建筑的雄伟壮丽、精巧结构和自然和谐。他们寄回西欧的报道，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
此外，西方传教士还在中国各省建立教堂，企图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各种活动。清初就有人指出传教士在北京和各省建立教堂，暗自送往迎来，遍布党羽，呼朋引类，煽惑人民，又把十二省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尽皆编成图籍，这都是中国极大的隐患。并进一步指出，传教士帮助殖民主义者图日本、取吕宋的行动，更值得中国引为鉴戒。这使得清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存在着一定的警惕。康熙末年，清政府对西方传教士在各省传教的限制又进一步加强了，下令禁止传教士传教。雍正时，清朝政府规定除留京效 力的传教士之外，其余各省传教士均令其回国。乾隆时，传教士私自到各处传教的更多，他们在各地“绘图测镜，消息潜通”，甚至与地方官勾结，鱼肉人民。乾隆五十年（1785 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朝政府又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受到极大限制，他们企图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各种活动，也始终受到控制。
3. 三大改造
（一）三大改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在1953年春天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毛泽东同志估计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三年恢复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他认为中国“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消灭私有制这样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而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2）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经济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成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它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一起，完成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4）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4. 史学经世和社会作用
(一)史学“有大效用于人生”
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要认识人自身，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更应该成为“一门总体人学”。日因为，史学是关于历史的学部，而历史与人密切相连。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人类历史。自然界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如果没有人参与其间，这个“过程”就不算历史过程，单纯的“自然并没有厉史”。
(二)历史使人认识自我
首先，历史是人们认识自我的钥匙。要探讨人生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人生最首要迫切的问题”。只有认识到了人是什么，才谈得上探讨人们生活的目的、价值、意义等其他人生问题。正因如此，自古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劝诚人们要认识自我。
(三)科学历史观是科学人生观的基础
第三，历史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换句话说，历史观是人生观的基础，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没有科学的人生观。消除对人生的虚无看法和悲观看法，只是从理论上肯定了人生的意义;要使人生在实践上变得更有意义，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指导人们的生活，才能激励人们在人生旅途中不断奋进。而人生观的培养，同样依赖于历史，依赖于历史观。
(四)历史为入生提供“模范
最后，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它把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提供给人们，使人们有了学习的“模范”。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生旅途上，人不能单靠自己摸索前进，他必须学习前人、摹仿前人，向历史上的模范”看齐。
山西大学历史学考研(山西大学历史学考研分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