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考研(历史系考研究生要考哪些科目)

历史系考研，历史系考研究生要考哪些科目

世纪 CENTURY

由张荫桐先生与

复旦历史系的渊源说起

姜义华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历史系教授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近读周谷城先生1984年10月来信：

义华同志：

十月五日，来信收到。研究生已有顾小（晓）鸣一位，另外再招一位，亦未尝不可。您可否同张荫桐同志仔细商量一下，看徐小群如何。徐如能看懂英文参考书，似可取录。可否之处，请决定。我的讲话笔录，红旗杂志社记者抄去很多，我不放心，他说可以，并可征得您们的同意，特此附闻。原稿拓印本已寄上。敬礼。

田先生已回，请代指名为道问候之意。

周谷城上

八四年十月十五日

图 | 周谷城1984年10月写给姜义华的信

张荫桐先生在复旦历史系

信中提到的张荫桐，是复旦历史系一位在日本史、印度史和东南亚史方面造诣很深的学者，为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在历史系，张荫桐算得上是一位传奇性人物。我1957年进校时，偶尔听到过这一名字，但从来未见其人。根据现在所能查到的一些材料，可知他生于1917年2月28日，无锡东绛周新镇人，是实业家张卓仁之子。周新镇老宅至今犹存。张卓仁(1876-1929)，人称上海“铁业大王”。1905年任上海英商瑞镕造船厂铁工部总头目，并创办张顺泰铁行等实业，1914年任上海铁业公会理事长。1915年创办了协记远洋运输公司(又称“协记商号”)，经营长江以及南北洋、南洋群岛、日本、海参崴等航线，范围涉及内河航运与远洋运输。是我国近代机械制造、海上运输业的开创者之一。张卓仁在上海的旧居在今平凉路320号。由此张荫桐的家庭自然相当殷实。他于1935至1937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因战争爆发而毅然回国。后就读于北碚复旦大学史地系。他在复旦读书时，与民盟尚丁及诗人邹荻帆、冀汸等进步同学关系密切，积极参加民盟青年组织活动。有一次，国民党军警曾到复旦来抓捕他，结果错抓了和他姓名相近的另一人。1943年他从史地系毕业，任重庆求精商学院讲师。抗战胜利后，张荫桐返沪，任上海中国出版公司编辑，上海海光西方文化研究图书馆研究员，并负责民盟上海地区工作。1946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所译述的《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一书。因继承了父亲一笔遗产，张荫桐先后担任过几个公司的董事长、经理。他住在平凉路老宅里，楼下租给外文系教授林同济夫妇。冀汸毕业后，因生活无着，曾向张荫桐求助，张荫桐不仅为他谈妥了工作，还表示可以住在自己家里，给他一间房。但张荫桐的兴趣不在经商，1949年8月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教务部注册主任兼历史系讲师。当时教务长就是周谷城先生，所以，周先生对他相当熟悉。

图 | 张荫桐先生

在历史系，他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教师。北京大学教授杨人楩是时主编《世界史资料丛刊》，其中《1600—1914年的日本》，即请张荫桐承担，该书195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张荫桐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历史教程》与《培根哲学论文集》。

监狱翻译组的专家们

好像在1957年反右斗争前后，张荫桐突然消失了，原因系里大多数老师似乎一直不清楚。从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回忆资料中可以看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管教科和一处工厂技术科各成立过一个资料翻译组，有英、日、德、法、俄、西、意、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语种，张荫桐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员。其时正值中苏论战日渐激化之时，1963年初公安部又从全国各地调集24人到秦城监狱成立翻译组，上海方面调入的有金鲁贤、章克、杜畏之、张荫桐、方焕如等七人。

金鲁贤，1946年毕业于上海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随后赴法国、德国科隆、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意大利罗马等地求学，1950年获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到中国，被上海教区龚品梅主教任命为徐家汇大修院（母心修院）院长，1955年9月8日，因龚品梅案而以“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

章克（1902-1990），又名章胜荣，浙江杭州人。1922至1926年就读燕京大学， 1924年入共青团，1925年转中共党员，任燕大党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书，奉派护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将军及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七十余人，自汉口出发，抵莫斯科。嗣入中山大学东方研究室任翻译，兼任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随从秘书，1928年初，以宋庆龄秘书身份随宋往柏林，同年秋赴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返国，佐助邓演达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更名农工民主党），并在燕京任教（至1931年），接受潘汉年、于毅夫指示为之搜集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奉潘汉年之命参加汪伪政府，任伪中央宣传部次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章克受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委派，以新四军军使之名至冈村宁次司令部，要求华东地区日军全部向新四军投降。章克后来被捕，可能与潘汉年案有关。

杜畏之，原名屠庆棋，河南永城人。他于1919年考取开封欧美留学预备学校，未能成行，转到南京东南大学、开封中州大学学习。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青团，被选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俞秀松等同在俄语班，转为共产党员。杜畏之在国内学过英语、俄语，在莫斯科又学会了法语、德语，后来还涉猎过波兰语、捷克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等。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指斯大林决策失误，杜畏之支持托洛茨基，回国后参加中国托派组织，一年后即脱离。先后任上海艺术大学、安徽大学、北平中国大学教授，翻译出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尔基《母亲》等名著。1952年12月在“大肃托”行动中被捕，195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任翻译组组长， 1963年解押到北京秦城监狱后，继续任翻译组组长。

方焕如，又名方奎文， 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31年任中共汉口书记，1932年赴上海中统任职。

据《金鲁贤回忆录》称，张荫桐系因为不满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没有重用他，对他不公正，和妻子一起企图到香港去，在偷渡时被双双抓住，同时判刑。最近听到当时直接处理此事的余子道先生说，张荫桐确系因准备逃港一事被捕。张荫桐在狱中这么多年，又和这样一批翻译名家一道工作，因此中文和外语非但没有荒废，反而大有长进。不过，这段时间他究竟翻译了哪些文献，未有机会当面询问过他本人，所以，具体情况一直不清楚。张荫桐回到系里以后，所开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周谷城先生对他也很倚重，以此信中特别称他作“张荫桐同志”。

周谷老信中提及的徐小群和田先生

周先生信中提到的徐小群，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1985年取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原拟报考做周先生的博士生，周先生也几次做了安排，但最后徐小群于1985年秋赴美国留学，199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哲学博士学位。

图 | 周谷城1984年10月写给姜义华的信

信中所说“田先生”，即田汝康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地将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融为一体的硕果累累的学者。1950年，他由其导师福斯出面向英国下议院要求得到特许返回祖国，出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文革”开始后，一次，田先生和程博洪、靳文翰三位教授在公共汽车上用英语发了一点牢骚，被同车的一位外系老师听到，揭发出来，三人被批斗了一次。后来，田先生被揭发抗战期间曾在中美合作所担任过上校教官，还有人怀疑他放弃英国优厚待遇回国是否另有使命，因而遭到隔离审查。为此，他曾割断手腕静脉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方才保住性命。1972年起，我和田先生一道受命编撰《沙俄侵华史》，很快熟悉起来。他对上海图书馆所属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原“亚洲文会”图书非常了解。亚洲文会，原名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创建于1871年，经过数十年积累，系统收藏了外国传教士、学者调查研究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十多万册西文图书，近现代中西文报纸数十种，期刊200余种，《皇家亚洲文会会报》和香港、上海、日本、高丽、孟加拉、孟买等支会处的会报，汇集了研究东南亚和中国的大量成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图书馆1956年由上海图书馆接管。在编撰《沙俄侵华史》时，田先生从这些图书中找到许多珍贵的资料。1974年《历史研究》杂志复刊，被调到北京参与复刊工作的胡绳武先生要我写一篇论述沙皇俄国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文章，这就是1974年第1期所发表的《“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 》，根据我的建议，这篇文章以“谭其骧，田汝康”两位教授名义发表，这当然更能够显示文章的分量，其实，我还是希望让他们二位在学术界正式亮一次相，表明他们已经恢复工作，而不再是批判或打倒的对象。自然，事先征得了他们二位的同意，并请他们看了清样。

“文革”结束后，田先生恢复了同国外学术界的联系。1979年, 他赴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80年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员，1982年赴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作访问教授，再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计划作访问研究员，1984年赴南加州大学人类学系作访问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这年4月，复旦大学赴美国加州大学代表团，向正在该校做访问学者的田汝康教授，宣布对他的平反决定。

周先生得知田先生已经回国，在信中特别叮嘱“请代指名为道问候之意”，给我一个重要启示。这时，我正在筹划组织班子编撰《世界文化丛书》，立即想到，何不请周先生与田先生共同担任这一套丛书的主编？周先生常住北京，田先生了解国外最新学术动向，二人共同主编，可谓珠联璧合。我即去田先生宅邸，转达了周先生的问候，向他汇报了编撰《世界文化丛书》的构想，真诚地请他同意出山，和周先生一道指导这项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顺利开展，蒙他当即慨然应允。

其后，田先生于1985年又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为访问教授。1988年，复旦大学恢复社会学系，经谢希德校长竭力说服，田先生才接受担任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之职。1989年他再次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为东亚研究计划访问研究员，1990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访问研究学者。其间，一直关心和支持《世界文化丛书》工作，出了很多主意，并亲自撰写了论文。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 | 章洁

新媒体编辑 | 杨之立

编辑助理 | 尹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