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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时有很多流行的新鲜东西，包括像刻石流行这类的，接下来就是较为详细的介绍。
刻石流行
从秦始皇封禅纪功始，历代皇帝多喜爱刻石这种形式，将文字刻诸贞氓，立于名山，传之久远，以使后世铭记。据叶昌炽《语石》载:“隋以前哀翰刻石无可见”，唐代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均有书法作品刻石传世。但真正的帝王御书刻石制度到宋代才宣告成立。程章灿先生曾对宋代刻石文化有过精辟论述:“宋代刻石文化十分发达，朝廷政治中有一套明确的刻石制度，从宋真宗朝开始，将皇帝的文字或有关政令刻石立碑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仪式:它一方面颁布了天子对臣工的诫谕，宣示天下，昭告永远;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臣下对天子的尊崇，精工细作，无所不用其极”。
叶昌炽对宋代刻石文化也有这样的总结:“宋艺祖起自行间，以马上得天下，未逞文事。太宗继体灵台，亦未堰伯。至真宗大中祥符初，始登岱勒崇，彬彬盛矣”。但是诚如程章灿先生所言，至真宗朝始将有关政令刻石立碑。但从宋真宗的父亲宋太宗开始，宋代帝王就有强烈的刻石意识，和后代不同的是，宋太宗多利用刻石复制其书法作品。比如宋端拱二年七月丙戍，就曾以御书《急就章》藏于秘阁并刻石赐近臣。
至道元年六月，宋太宗又作草书《经史故事》三十纸，然后刻石拓印数百本，命内侍裴愈于江东名山福地道宫庙各藏一本。或高逸不仕、敦朴有行，为州里所称者，亦分赐之。帝王书迹大量复制的背后，是刻之于石、永垂不朽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丰碑巨制还是小块贞氓，当帝王的文字和墨迹凝固到坚硬的石头上时，便有了永恒的预期，也被赋予了神圣的意味。
宋太宗之后，宋真宗全面兴起了刻石文化。和宋太宗不同的是，他不再以纯粹的书法作品刻石，在位期间，他自撰自书了大量的碑铭、赞等祭祀、纪功等纪念性文字，配以篆书、正书、行书等书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己将书写的艺术功能和政治功能结合，开创了宋代御书刻石的新局面。宋真宗一生，御书刻石甚多，在其晚年，即天禧五年四月，他下诏以御书石本九十编，藏天章阁。虽然这批御书的具体名称己不得而知，单单以九十来计算，真宗御书刻石也蔚为大观了。
真宗以后的宋代皇帝，御书刻石屡见不鲜。绍兴十四年，秘书省西廊库房有四十三间，其中有两间为“碑石库”，其一为“御书石刻库”。“再从宋孝宗于淳熙八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书还可看出，将先帝御书摹勒上石至此时己经成为了一种制度，即使在南宋政权偏安一隅的形势下，这种制度依然施行。
所以程章灿先生总结道:“宋朝历代君主就将石刻作为文献保存和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并且使之发展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给御书的摹勒与刻石提供专业的皇家服务，在宋代的不同时期，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刻石官署，设置了官员以及大量的专业人员。
整个宋代，朝廷分别曾在中书省和少府监设置过镌字官、玉册官。御书院和翰林书艺局中也曾有书待诏、书艺学、书学抵侯等职，分别负责摹勒、镌字、雕字步骤。对己有的御书刻石，政府还填金保护，并规定不得摹拓。正是这种严格制度化的保证下，宋代御书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高度，以制度化为基础上保证了天下臣子对御书的尊崇。
除了官方组织的御书刻石外，由官员以私人身份进行的御书刻石也蔚然成风。一般情况下，巨子如果得到皇帝赐诗、赐书，往往会主动请求刻石。如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丁卯，宋太宗宴饯赵普于长春殿，上赐普诗，普捧而泣曰:“陛下赐臣诗，当刻于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这种代表君臣间亲密关系的赏赐形式在君臣之间形成一种默契。从此臣子不仅有了向皇帝请索御笔文字的正当理由，皇帝本人也往往会因为自己的文字和书法刻石而乐意为之。
绍兴五年八月五日，李纲把自己在靖康初年任职时，钦宗所赐御笔七百徐件，装被成七十轴，同时挑选出诏书、宣谕、批答五道以及高宗所赐亲笔诏书摹勒上石，以示感恩荣幸。同年九月二十日，宋高宗赐赵鼎御书《尚书》一部。第二年十月，赵鼎乞将此《尚书》摹勒上石，安于私第。
在南宋，有时候私人将御书刻石甚至不需要皇帝的许可，这种翻刻在文人士大夫间并不鲜见，如陆游就曾因为错过了翻刻仁宗飞白御书的机会而恼恨不己。
刻石具虽然不可移动，却具有可复制性，具有文本阅读、书刻艺术欣赏以及耐固坚久等特点，在宋人眼里，是一种比手抄甚至印刷都要优越的传播方式。难怪欧阳修在《石篆诗》中感叹道:“其人己死骨己朽，此字不灭留山限。”
此正是人们选择刻石的一大心理期待。所以整个宋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将皇帝所赐御书刻之于石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政治文化现象。皇帝御书通过刻石得到了大量的复制和传播，墨迹得以凝固、诏令成为永恒，从而尽可能地将皇帝的书法形象和天纵艺才带至帝国的各个角落，由此达到宣扬皇权崇高性和神圣性的最大效果。
颁行于教育机构
宋朝的行政区划，分为路、州、县三级，府、军、监与州同级，而路一级比较特殊，一般不对居民进行直接管理。所以宋代的教育系统，从地方上来说，主要分州、县两级。每个州和县一般分别办有一所州学和县学。在县学之外，还有乡学，如在民间广泛存在的书院即属于乡学范畴。路一般则不设公立学校。
从中央来看，除了专门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则都属于国子监。国子监既是教育管理机构，也对具有一定官位的官员家属进行教育。但国子监的学生名额并不多，属于精英教育。北宋初，国子监只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不收其他低级官员和平民的后代，一直到庆历二年才打破了这个规定。南宋绍兴十三年五月，规定国子生名额为84人，一直到宋末都没有变。在国子监管辖下，又有太学、医学、书学、画学等科目。
各级行政区划中办学机构的设立，在仁宗庆历年间已具雏形。仁宗下诏诸州、府、军、监各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于是州郡不置学者鲜矣。宋徽宗崇宁元年，由此，全国的学校自下而上形成了严密的网络，统治阶级的意志、政策法令、舆论导向均可以通过这个网络进行有效的下达。
正如袁征所说:“徽宗、蔡京也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学校升级系统，把各级学校结成一个严密的思想控制网”。而御书刻石，不仅是在这个庞大严密的教育网络中传播着帝王政令和帝国思想，刻石同时也作为御书的传播媒介，向萃萃学子展示着帝王精妙绝伦的书法艺术和个人魅力。
我们以徽宗御书《大观圣作之碑》(又称御书八刑八行诏、御制学校八行八刑之碑，简称“大观碑”)为例，来考察御书刻石在教育机构的传播过程。所谓的“八行”，即品行特别优秀，符合孝、梯、忠、和、睦、姻、任、恤的士子可以随时免试进入各级学校。这是国家挑选人才的一项新举措，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为了宣传国家的重要决策和帝王诏令，为了展示帝王的书写风采，将哀翰刻石并颁之于全国是最好的方式。为此全社会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筹集经费、挑选石材，延聘摹勒工匠和当地最好的刻工，不仅要将诏令的内容清晰重现，更要将宋徽宗瘦金书的书法神采淋漓展现。
正如程章灿先生所说:“为了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各地需要耗费多少石材，又需要动用多少刻工，可想而知”。为了得到合适的石材，甚至不惜毁坏前代碑刻。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载的毁坏前代名碑的例子，虽不是用来刻《大观圣作碑》，但却由此可见御书刻石对古代碑刻产生的不利影响。
不过这种负面影响，并不能阻止御书刻石风气的蔓延。当南宋政权在杭州安定下来之后，宋高宗也开始学习他的父亲，欲将其御书诏令通过刻石颁布全国。
和他的父亲徽宗相比，高宗的所作所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满足石刻只到县一级行政单位即止，力求做到“自郡达县，自县达乡，皆使家藏而户晓”，这个建议当然也是由善于揣摩逢迎皇帝的大臣提出的。
结语
帝国的垂直稳定、等级明显的学校系统，为帝王御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媒介，御书刻石在传播帝王旨意的同时，也为帝王的书艺起到了传播扩散的作用。这些御书通过刻石化身千万，盗立于帝国的各级学校之中。一块块石碑被树立于学校的最醒目处，犹如帝王亲临般森严，象征着凛然不可侵犯的至高皇权。
整个帝国的精英、成千上万的学子每天从御书刻石边经过，在传统的“见字如见人”的观念下，诚惶诚恐，口诵默念帝王御书之内容，盛赞帝王英明神武。而帝王书法的铁钩银划、翰逸飞动，也同时在学生间潜移默化，激起了对御书的赞叹对皇权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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