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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学历的朋友如若想要提升自己的社会竞争能力，自然会选择成为大专考研的一员。当前的就业趋势愈加严峻，考研成功的朋友能够得到更理想的工作机会，未来也会一片光明，可是现如今的考研机构增长趋势更快，那么又要如何了解和选择相关机构呢?在下列的相关介绍中，还会说到更详细的事情。 以上就是对于在职研究生培训哪家强的具体解答。当然，不同工作者的工作时间安排不同，机构肯定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的需求，建议在职工作者可以自己协调好工作时间。毕竟考研并不是一件易事，确保足够效率的同时也要保障一定的学习时间，避免进度落后于他人。
文 / 陆明君
主持人语：［学人档案］栏目创办至今，已陆续介绍诸多书法史、书法理论研究学者。本期由陆明君介绍其导师丛文俊，总结其凭藉追索的热情和想象，立足于“以中国文化特点为本的研究方法”和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文字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能力，其书学研究成蔚然之势。（徐翎）
丛文俊
当代中国书学研究的起步，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文化复苏，在四十余年历程中，当代书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逐步完成了自身体系的构建与拓展，也为当代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而这无不凝结着一代代书法学人的艰辛与才智，丛文俊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书法史、书法文献、传统书法批评、碑刻墓志考证、书法与中国文化等众多领域均有建树，并且在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书法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教育奖、艺术奖，以其精深博洽的学识、严谨的治学风范、儒雅而独特的书法风格而饮誉当代书坛。
一、先秦书法史研究的拓荒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书法史是书法艺术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当代书法史的研究借助于发达的中国史学传统与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为书学研究中最具成就的部分。其中尤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具有文史学术背景的书界学人的书法史研究为突出，丛文俊即是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的重要的开拓者。丛先生的书法史研究主要体现在先秦及秦代书法史研究、书法典型现象及个案研究、书法史通论三个方面：
1. 先秦及秦代书法史研究空白的填补
古代书法史研究的难点无疑是两汉以前的古体书法，即先秦及秦代书法的研究，这是因为：一是古体书法属于古代书论的空白，无可参照借鉴，仅以后代很少的篆书知识上推拟说则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古体书法的研究须具备古文字学的坚实基础与相关知识，而古文字学的专业门槛无疑为研究者设置了一大屏障；三是探讨上古书法史应具备先秦史与上古文献的深厚功底，只有在充分认识上古社会及人类活动的前提下，并且有能力解读上古文献，方能胜任；四是还要借助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与研究成果，否则就会蹈于自我臆说或盲人摸象的境地。由于以上原因，先秦书法史一直是人们畏于开垦的书法史研究的处女地。而丛文俊以对书法追索的热情及自身的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文字学等学术背景（丛先生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文献及文字学专业，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古文字学专业），又身处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这一古文字研究及先秦史研究的重镇及高端学术平台，并有讲授与研究《诗经》等先秦文献的经验，可谓是在先秦书法史几为空白的情况下，降此任于斯人，厚积薄发，开拓出一方崭新的学术领地。
丛文俊在先秦及秦代书法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中国书法全集·商周春秋战国金文》及其他系列论文。尤其是《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在深入研究先秦各时期不同载体文字遗存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时代顺序与书体演进为纵线，区别划分出规范化正体、通俗性草体、美化装饰性书体为横线，兼顾各时期特点，如西周体现为王室作品与诸侯国作品两大类别、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地域书风特点等，系统进行考察，并以“篆引”作为衡量古文字象形系统之内各种书体的基本标准，兼以字形的图案化程度和线条式样为观照，极具创意地归纳提出了“仿形线条”（象形字）、“准仿形线条”（大篆）、“准仿形简化线条”（六国文字）、“图案化仿形线条”（小篆）等概念，其他如对西周及之后古文字书法的古文笔法、篆引笔法、简化篆引笔法等的概括与阐释等，这类发现与创获性总结，摆脱了文字学的束缚，凸现出书体演进的脉络，理清了先秦书法发展的诸多轨迹，从而确立了先秦书法史的框架，全面而科学地总结阐释了先秦书法的演变发展规律及不同地域、不同书体特征的某些现象与要害问题，其研究方法可谓当代书法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2. 书法典型现象及个案研究的深入与独特
书法典型现象涉及了整个书法史及各个时期的重大问题，诸如：上古金文书法的形质、美感与象征，规范正体、实用草体、装饰性书体的性质及用途，汉字书写的艺术化历程，隶书正体化与八分艺术化的区别，“善史书”及文化涵义，缪篆名实与字体考察的标准，章草及相关问题，草书体书法艺术的自觉与“翰墨之道生焉”，魏晋出土文字遗迹的分类、性质与学术意义，魏晋士大夫书法风尚之真实状态，“兰亭论辨”与《兰亭》真伪，北魏崔卢二门楷法的传承与魏碑体的形成，历代书体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民间书法和“非自觉书法”问题，古代书法的“合作”问题及介入因素，等等。这些涉及书法史的重要问题与典型现象，在丛文俊的研究中，都赋予了一种新的视角。其力求从每一类书法遗存的历史实际中多维度地进行解读与探求，如在谈到汉代简帛书时曾说：“汉代的简牍帛书，书体、书写者身份、作品的内容和功用、艺术特色与学术含义、简牍制度与文书学等，相关的问题多而复杂……具体地说，同一烽燧遗地所出的简牍，按内容可以包括上级下达的文件、上呈文书草稿、巡哨日记、籍簿、识字简和习字简、尺牍家书等多种类型；按书迹包括不同阶层和不同身份的作者，不同书体与不同功用，体现文字规范与拙于书写，善书者与普通人的日常用字等各种别异。其中有的可以代表书体演进的环节，反映书法时尚，有的相当滞后，或为诸体杂陈的‘四不像’状态。面对汉代简牍帛书，如果笼统地以‘民间书法’称之，即等于对后代书家及作品和普通人的用字遗迹不能辨别，既学不明白，也讲不清楚。其他如北朝刻石、晋唐写经、隋唐墓志、古代文书等，也都有类似的问题。”〔1〕这种理性而有针对性判断区分不同书迹类型或性质的探索，使其研究丰满而充实。近年来丛先生研究的视角多投向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上，发表了《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汉字书写技法规范的由来与变迁》《关于黄庭坚书法的几点臆说》《苏轼与传统书法大文艺观》《书法史与书法经典》《书法经典的话语权》《书法经典的阐释与审美追加》等，对潜在的书法内涵与文化意义进行深入地阐释，体现出独立的文化关怀和价值取向。丛先生对典型书法现象及个案的研究，不但给书法史增添了丰富、鲜活的内容，而且也为解读书法史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方式。
3. 书史通论研究方面的宏观史识与治学气象
丛文俊的书法史通论，主要体现在《中国书法史·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卷本）与《书法史鉴》（上海书画出版社）中，系统地探讨与阐释了如何观照书法史及不同历史时期书法史及古代书论的要点问题及特殊现象。丛先生的书史通论建立在宏观思考的基础上，并且力求抽绎出具有理论意义的观点。如书法传统是贯穿并影响数千年书法发展史的重大问题，“是使书法史绵延久远、稳定传承的发展动因，是可以反映并藉以解释书法史的活的灵魂，把握传统，就等于把握到了书法史的精髓”〔2〕。但如何阐释，不仅要有理论思辨，更要结合古代社会思想观念及书法发展的实际。丛先生在“书法史与书法艺术传统”一章中，从“传统释义”到“书法传统的表现形式及其涵义”的阐说，再到“书法传统的形成及其文化艺术精神”及“书法史与书法艺术传统”的追寻，各部分相互关联又层层递进。“传统”本是人人挂在嘴边的枯燥话题，却在丛先生的论述中新意迭出，直指要害，其中还有附以形象性的喻说。再如在“前期书法史”与“后期书法史”中，丛先生以书法的主流与本质特征为纲，对书法史作了极为精当而又有创意的划分：“前期：商至东晋，书法附于书体演进而发展；后期：东汉至清，是体现‘翰墨之道’的书法风格变迁史，书家群体及其楷模起主导作用。东汉至东晋，兼乎二者特征，属于过渡阶段。”〔3〕而在前后两期书法史的论述中，又立足于影响书法史的重大问题与现象说解，体现出打通上下三千年书法史的治学格局，也反映了他对宏观史识的把握与研究气象。
概括而言，丛先生的书法史研究，秉持了乾嘉学风的治史观，“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以实学为基，以解决问题为要，佐之以理论观照，史论结合。具体地说，健全的知识结构，开阔的视野，使之具有了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多角度检验问题的证实与证伪的追求客观真实性，解读和运用资料的准确性，分析议论中严密的逻辑性。其曾言：“我的目标是，努力尝试去接近古人，复原历史，尽可能地弄懂古人所想、所尚、所言，以便从书法史和书法文献中提取更多的信息，揭示其意义，为当代所了解与学习借鉴。”〔4〕
丛文俊手稿
二、书法批评理论的构建
书法虽有悠久的历史，却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古代书论浩繁庞杂，又有文体的差异，存在着极强的文学藻饰、比况、夸张等修辞形式，而论书时又处于不同的语言情境中，往往掩盖了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丛先生对古代书论全面而系统的把握，专注用力之持久，考稽体察之精深，发现梳理问题之繁多，在当代未有出其右者。其书学理论筑基并发微于古代书论，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也促使他反思当代书学理论及构架问题。丛先生认为中国书学理论体系包括：研究书法在依附于文字变革中所出现的各种本质元素问题的本体论（书法史论）；抽绎书法及与社会文化融合规律的阐释论（书法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书家、书法的认识和评论的风格论（书法批评）；对书法创作中实际操作技术的研究创作论（书法技法）。丛先生对书学理论及分支体系具有精深的认识与理性的把握，虽有诸多超前观点，并在十几年前即已着手撰写《中国书法批评》，却不急于蹴成，而求学术研究的严谨与坚实。丛先生在书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主要如下：
1. 书法批评词语及词群谱系的发掘、探讨与阐释
古代书论是书法研究的巨大宝藏，而由于古今语言的悬隔，价值观念与审美旨趣的变化，古人在不同语境下的词语运用及个性色彩表达方式的差异等，造成了今人探索与理解上的障碍。为全面深入地把握古代书论，丛先生依托于古典文学、语言学、修辞学与传统书法批评的打通，进行了系列性研究，发表了《传统书法评论术语考释》（系列25篇）《传统书法批评词语的语义系统与词群结构初探》《传统书法批评词语之审美参照系初探》《论传统书法批评用语对审美经验的整理与规范》等，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独立而又彼此交互的研究：一是书论释词，从单字到词组到历史变迁，选择数十个传统书法批评常用词语进行解析；二是确认核心词、原生词、衍生词、价值判断词，首次厘清古人对书法技法、美感、风格之次第生成关系的叙论，以及如何不断使美感、风格累增和外延，而后终止于价值判断，并以词群结构和词群谱系名之。〔5〕而丛先生“在考察古人是如何从经验中归纳术语，如何运用术语进行书家作品的美感、风格描述的同时，还关注术语的历史流、术语之间的相互关系，术语在不同文体、表达方式和话语情境中的相对意义，术语与作品美感风格之间的内在逻辑形式等等”〔6〕，上述这些对古代书法批评语词及词群谱系的系列研究，发掘梳理了古人的审美表达词语内涵，为我们深刻认识与之所描述的古代书家及书法作品，从最本源的词语上得到可靠地领会，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2. 古代书法批评方法的归纳与要义揭示
古人的语言表述方式非常丰富，而书法的意象特征及审美感悟的个性化色彩，也为古人面对书家作品而描述风格与美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构成了与之相应的批评方法。丛先生在精研古代书论的基础上，针对这些传统书法批评方法仔细进行了研究，形成了系列性文章，主要有《传统书法批评“形象喻知法”例说》《传统书法批评“经验描述法”例说》《传统书法批评“比较分析法”例说》《“字如其人”与传统书法批评“伦理推阐法”的应用》等，系统梳理阐释了典型的书法批评方法：“形象喻知法”以人们所熟悉的物理形象来比喻说明作品的美感与风格，是最具民族文化特点的传统文艺批评方法，以传神的手笔、夸张的喻说、自由的表达，被普遍应用于书法批评中；“经验描述法”即批评者从书写经验与审美经验出发，对技法、形式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的认知，而做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种种说明；“比较分析法”就是传统书论中的比较书法批评，其重点在于书家之间艺术造诣、风格渊源与类型特征、优劣得失的比较分析，也有不同时代书风的纵向比较，同一时代区域性书风的横向比较，以及不同美感意蕴与书写要领精义等其他内容的比较；“伦理推阐法”即以“知人论书”为前提，将书家的性情、胸次、学养、人品等多种因素与书法相联系，而进行的主观性的书法批评。以上这些批评方法的阐述，涉及到了基本特征、艺术原理及美感体现等，还涉及到不同批评方法的各自任务、表达方式与功用、时尚与历史传承等。
3. 传统书法批评与文学修辞研究的开创
古代书论绵延两千年，丰富多彩，不同时代的语言表达的差异、描述对象所需及个性表达特点对文体的不同选择等，形成了古代书论中浓厚的文学色彩。实际上古代部分书论是古人借书法之题材而写就的文学作品，这在先唐书论中尤为突出。这也造成了古代书论的大部分精华被文学描写与书面表达之修辞所掩，而要利用好这一丰厚珍贵的遗产，必须对之进行从文学语言到艺术表达的转换，才能看清文学描述及藻饰背后的书法的真实表达意图，正如丛先生所说：“古人对书法的阐释借助书面表达的形式保留下来，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带有美文的特点，这就是文体、修辞、文学联想与夸饰，具体又表现为语简——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以偏概全、以缺隐备，想象与意象表达，哲理关怀，价值判断，等等。”〔7〕立足于这些古人的论书文本特性，丛先生从文体和文学描写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古代书论的文体、书面表达中的文学修辞特点，批评、阐释书法的实际效果等，目的就是要努力接近古人，把书面表达中的修辞、文学夸饰转化或还原到书法美感和风格上来，以通解古人的书法审美与批评表达。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如《中国古代书法论著的文体、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传统书法批评与文学修辞：在书面表达中寻求艺术通感的理论与实践》《再论书法艺术通感与文学表达》等。这类细致而浩繁的研究，如没有学术热情是难以想象的。而其意义不惟对深入理解古代书论，发掘其学术内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更是传统书法批评与文学修辞研究的创例。
从书法批评语词及词群谱系的发掘、阐释，再到书法批评方法的归纳，又延伸至传统书法批评与文学修辞研究的领先创立，形成了较完备的古代书法批评的构架，也将古代书法批评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周道荡荡——丛文俊临述西周金文二十四品》书影，荣宝斋出版社2021年出版
三、艺术与学术兼融并互相促发开拓新境
丛文俊先生也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家，是真正的艺舟双楫者。其以学术不断滋养、提升了书法创作，这也是其书法雅正考究并能不断注入新的创作活力、时出新境的原因；同时又以书法创作上的会心自得而不断升华了学术研究。因为书法研究最终是对书家和作品进行评述，必须要有足够的书写经验与审美判断，否则只能引用古人的评述，而没有底气怀疑古人及申述己见，这种研究即毫无意义。丛先生诸多学术上的新见，正是源于其丰富的书写体验与准确的审美把握能力。人们皆将丛先生的书法视为学者型书法，正如丛先生自己所说：“学者型书法是在人与作品这两方面都与传统最为接近，其最突出也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明确新意和个性风格，重内涵、重格调、重字外功，多能于精微处变化调节，基本能做到‘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有着比较浓郁的传统文化艺术精神。”〔8〕与传统紧密，并不是缺乏创新，而“新”即是自我的艺术风格与丰富的艺术内涵，其正是赖于亲近传统方能获得的。丛先生的书法作品也应视为其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写内容或体现了其学术心得与审美表达，或是金石书法题跋，皆直指学术问题。丛先生书法艺术上的特色与成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诸体兼工。丛先生书法创作上的全面性，是基于书体演变规律的深入研究与体察。其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对上始于甲骨文金文、下迄于汉篆汉隶的古代遗迹做了普遍的字形摹记，并全面掌握了古代各种书体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与规律，从而奠定了书体兼善与会通的根基，而随着其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深入，不仅对主流性书体有精准的把握，并谙熟于名家个性及流派传承。其还尤其注重书体演进的中间形态，如流派的兼善、破体、笔法的兼融等，并对过渡性书体如秦汉简帛书等隶变过程中的书体以及地域性书体如战国楚系文字等，都能随手拈来。自先秦古文字至后世各类书法遗迹及书法现象，丛先生无一不通，多有独到的见解，这也是其书法创作对各类书体运用极为熟练，能熔铸变化以表现自我审美个性，且能各体兼工精能的原委。
其二，在古体书法创作上的高度。丛先生是国内较早取得古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者，师从于古文字学家姚孝遂先生，其古文字方面的造诣在当代书坛中堪为翘楚。古文字字形在先生笔下毫无隔碍，并且能依文词内容的客观审美需求对字形结构进行随机应变地调整，显示出其在古文字专业方面的高度，如甲骨文书法创作，对字形及风格的择取充分体现了他对甲骨文分期的稔熟。而其对金文大篆更多有不凡识见，这在《周道荡荡——丛文俊临述西周金文二十四品》中，从其对各种金文名作的鉴赏、临写与创作要领的解析上即可窥一斑。丛先生笔下的古体书法不仅具有形象性，体现了古文字原始构形的涵义，还强化了书写意味，使古体书法隐晦而单纯的笔法在其精微的笔墨表现下，变得笔意清朗，饶有美感。丛先生的古体书法并不是单调肤浅的以笔师刀、以笔摹形等，而是不断地对古文字字形进行择取、改造、优化，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并形成了极具个性的笔墨语言，在当代古体书法创作中具有领先的突出地位，可以说其成就不让于前贤。
其三，题跋书法的卓立不凡。丛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即作有较多的题跋书法，其认为题跋书法融学术性、时代性、可观赏性于一体，较之普通书法作品价值与意义更大，所以力倡题跋书法，散见于其相关的书法创作笔谈中。二十多年来，丛先生作了大量的题跋书法，这些题跋仅收录在《艺术与学术·丛文俊书法研究题跋文集》〔9〕中的就有三百余则，主要分三类：一是古迹拓本题跋，近两百则；二是自书作品题跋，七十余则；三是论书题跋，三十余则。另外，2010年前出版的《丰草堂题跋书法》《丛文俊还岁书法集》两书所收者尚有各类题跋两百余则，而流于社会和藏家者更多。这些古迹拓本题跋，涵盖了金石砖瓦等拓本各门类，包括青铜器铭文及器形拓本题跋、碑刻墓志题跋、画像砖石拓本题跋、瓦当题跋、佛教造像拓本题跋等，多指向学术，内容包罗万象。而自书作品题跋与论书题跋，多体现其书法见解与创作感受。丛先生的题跋反映了其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扎实的考证功底、独特的思维视角，而其文言文体的轻松娴熟，语句的凝练、优美，让人感到其胸含锦绣，文思飞涌。其跋文书法小字，多以金文、隶书、行楷、简帛书题写，皆是先生所长之体，在自然书写状态下从容而出，雅正而逸气纵横，用笔精劲，不激不厉，尽现风范。甚而一纸之内不同书体分次一跋再跋而相映成趣，协调中可见变化与生动。丛先生的题跋书法是对书法形式及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在当代书坛文化缺失的背景下尤能显示出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丛文俊部分著作书影
四、治学特色与对书法学科的思考
丛文俊先生的治学以积学富识为基础，其学术研究的思想与方法，从古代经学的今、古文学派及其传注笺疏和后世学者的代表作，清代考据学中各种代表性著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开创性或集大成著作中受到启发，贯之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活跃的思维，结合书法专业的实际，形成了自我的治学特色与方法，并贯穿至书法研究、书法教学与书法学科的思考中。
1. 治学特色与方法
其一，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能力。书法不唯是艺术，更承载着社会与文化的属性，如丛先生所云：古代书家都系统地接受过传统国学教育，书法只是他们游艺志道、展示其性情学养及精神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窗口，而书法研究无疑应立足于书家及当时社会与生活的全部，所以“书法研究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始终游走于艺术与文史哲之间，既为再现三千年历史文化生态，也在检验每个学者的智慧和能力”〔10〕。丛先生学术视野的开阔与学术气象，无疑与文史哲融会贯通的学术背景及考古学、文字学、书法学的专业相依托，使其得以能多层次、多角度高屋建瓴地审视问题，并发现常人未能知觉的问题，更具备了利用多学科阐释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二，强调以中国文化特点为本的研究方法。丛先生早年即博览群书，阅读兴趣广泛，于东西方美学理论均有涉猎。受当年时尚影响，也深研过一些西方美学理论，并尝试用于书法研究中，但随之发现其种种的问题与不足——由于美学自西方引入为时尚短，如何藉以审视并评价中国文化与艺术，再施之于书法研究，存在诸多认知与表述上的差异，故其认为用西方理论、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来讨论书法问题的锐意图新精神是可取的，但用之全方位地来诠释和解决中国书法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丛先生最终走上回归中国本土，回归传统国学的治学与研究之路。这在丛先生的治学体会中多有论及：“我读过很多美学的书，自然不缺少求新意识，但在用来说明书法问题时，总是不能契合，原因即在于古人从不这样看问题，也从不这样阐述问题，而书法研究又不能割裂历史。”〔11〕“我总是认为书法研究应该走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书法是国粹，讲中国人自己的话和道理应该能讲清楚，深不深刻要看是否能解决问题，而不在于引用了多少西方人的词汇话语，保持原汁原味也许会更好。”〔12〕“我觉得用西学的理论、方法很难解决书法问题，特别是书法史和古代书论，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书法理论史和书法美学史，应该是有选择地借鉴，不能靠那些舶来品支撑自己的学术研究。”〔13〕不盲从时尚，坚持自我的独立判断与学术品格，扎根于传统学术沃土，以国学为本阐释与解决书法问题，是丛先生书法研究稳健推进并时开新境的原委。
其三，强调思维活力与想象。丛先生的治学与研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与探索的热情，他最大的乐趣即是独守书斋思考问题，故拒斥无谓的社会应酬，让思绪沉浸于学术中，尤其夜阑之时，更是其学术研究的黄金时刻，“当夜深人静、万籁寂寂的时候，我的思维处于最活跃的状态，自由自在地冥想驰骋……”〔14〕丛先生认为有思维活力才能生成创意性思维，创意性学术思维则是开拓新领域、创立新方法、推衍新风气的前提，而创意性思维又离不开想象，所以其特别强调想象的作用与重要性：“想象之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它可以从司空见惯的任何事物的细节上引出想象，去发现前人不曾涉足的问题。”〔15〕“想象可以是漫无边际的玄想，它可以在现有资料和成果中以锥指针度的方式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可以结合读书来进行。只要敢于质疑，能够证明，即可集腋成裘，做出大学问。”〔16〕“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学术研究也要有想象，由想象带动问题意识，进而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学术风格。”〔17〕另外，丛先生还十分强调想象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但他所说的想象绝不是天马行空的臆想，而是要让神思回到古人那里去，要回到书法最纯粹的源头去。
2. 教学理念与对书法学科的思考
丛先生不仅是杰出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更是堪能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是一位卓然不凡的书法教育家。他以授学育人为第一职责，不仅学识渊博，有学者的求真风骨，而且深具师者的仁慈与宽广胸怀。其在书法教育上的贡献与特色体现在：
一是创建了吉林大学书法专业，是较早开展书法研究生教学并形成硕士、博士、博士后教学体系的书法人才培养的重镇，为当代书法培养了众多的学术理论及教育人才，现大多分布在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及书法专业研究创作机构中，成为活跃在当代书法理论与教育第一线上的重要的生力军。这在以往的全国书学讨论会等学术活动中，无论从入选获奖的人数，还是论文的质量与水平，都能充分体现出来，被业界称之为“丛家军”。
二是其教学理念与教学经验，也是当代书法教育的财富。教学中以坚守“传统”为基石，将书学传统视为当代书学发展的根源和原动力。认为书学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固执，思想与学术正是要在充分了解古人与传统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突破或有所创见。返回传统，弄懂国学，才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古今之间。所以他在教学中倡导研究中国书法要侧重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智慧，强调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并注重培养学生解读古代文献的能力，尤其要求学生谙悉、贯通古代书论及书法史，使学生在务“本”上用足功夫，故能奠定扎实的基础。丛先生教学中还注重因材施教，引导治学方向，使学生逐步形成自已的研究领域与治学路径。
三是丛先生积极参与校外书法教育及学术活动，如中国书协组织的一系列培训工作及社会公益性活动。在“国学修养与书法”培训班、“中国书法公益流动大讲堂”等培训活动中，他都是主要的授课者，将社会作为大讲堂，向全国各地的书法家与书法爱好者传授书法精髓及文化要义，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的书法人才。几十年来丛先生还始终关切与思考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及学科建设问题，反复著文申述己见，如《书法研究与学科建设》《再论书法研究与学科建设》《三论书法研究与学科建设》及《当代书法教育的理论思考》《高等书法教育的社会化关怀》等系列文章，从具体的学科设置与构架上，提出了一些既切合高等书法教育实际，又有理论高度的观点与见解，成为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及学科建设的重要参考。
概而言之，丛文俊先生的治学与书法研究，建立在历史学、哲学、美学、考古学、古典文学、古文字学等学科中，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思维活力，独到的眼光与视角，巧妙而理性的抽绎问题的方法，学术与艺术相融并相互促发的专业优势，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结论及丰厚的成果，体现出“尽精微而致广大”的学术气象，也代表了当代书法学者的研究高度。
陆明君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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