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考研，武汉大学考研分数线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之一。1926年底至1927年初曾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初学校正式成立后，又曾任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1937年秋，曾应邀来到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为武大学生发表了与抗战有关的演讲。
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董必武》一书，书中对于董必武1937年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的情形记载如下：
为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董必武同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应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作了《群众运动诸问题》和《怎样开展群众运动》的两次讲演。指出，有了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开展“肃清汉奸”、“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壁清野”、“搞游击战争”等工作。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争取抗战的胜利。他在讲演中提出了发动群众积极参战的各种有效办法，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宣传、动员、组织、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起来参战的重大意义。一九三八年一月，董必武同志又发表了《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和《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两篇文章……
在此之后，大多数关于董必武的传记文字，在提及这一史实时，均沿用了上述说法。
1983年11月，在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期间，学校专门在校园中的多处红色革命遗迹立碑留念，其中，位于樱顶的“武汉大学学生俱乐部”门前的碑文如下：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先后多次在此讲演，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宣讲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武汉大学立
与此同时，由学校“内部发行”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一书，对于上述事件的相关记载如下：
武大党支部重建之后，包括“抗研会”在内的所有进步群众组织，都统一在党的领导下，话剧、歌咏、墙报、读书报告会、形势座谈会等多种多样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尤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到一九三七年年底为止，所开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是通过抗研会邀请董必武、周恩来同志来校讲演，董必武到武大讲演是在十月，地点是大礼堂（现为学生俱乐部），讲的题目是《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周恩来到武大讲演是在十三月三十一日，地点也是在大礼堂，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也就是说，关于董必武1937年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的时间和主题，1983年由武汉大学刊行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上的说法，与1982年由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写的《董必武》一书完全不一样。
其后，1993年出版的《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一书，则完全沿袭了十年前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中的上述说法。
到了2013年，由武汉大学组织编写的《武汉大学校史新编（1893－2013）》一书，在这一问题上又作出了一点修改：
“抗研会”以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1937年11月，邀请董必武来校作《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群众运动诸问题》、《怎样开展群众运动》3次演讲……
很显然，该书将董必武1937年在武汉大学演讲的时间由本校之前长期宣称的10月修改为11月，最终与《董必武》一书中的说法形成了一致，另一方面，又将《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和《董必武》两本书中关于其在武大演讲主题的不同记载进行了简单的“归并”处理，如此一来，便将董必武当时在武大演讲的次数从1次增加到了3次……（感觉挺滑稽的）
那么，董必武1937年秋天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的具体时间、次数和主题究竟是怎样的呢？要辨别上述说法的正误，其实也不算太难，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当年邀请董必武来武大演讲的当事人——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的发起者和负责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的潘琪（原名潘乃斌，笔名罗先珂、先珂、巴达等）校友本人的现身说法。1980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了一本名为《忆董老》（第一辑）的回忆文集，其中就有一篇1979年7月7日访问潘琪的记录文字，兹将其全文分享如下：
1982年，为向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献礼，潘琪校友将自己在1933－1939年间的一些早年作品汇集成一本名为《珞珈草》的文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对于1937年秋邀请董必武来武大演讲一事，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如此写道：
第二次又请了董老作报告，董老先后一共讲了两次，我已在《回忆董必武》第一集中介绍过，不再重复。只是把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汉口《大公报》上发表过的我的一部分记录稿刊登于此，以志纪念。可惜董老的部分其它讲话，特别是周副主席的讲话没能留下什么记录，现在真是后悔莫及。
在该书中，潘琪的这部分记录稿被命名为《抗日战争的群众运动（笔记）》（和原文相比，有少数地方略有改动），而在当年的汉口《大公报》上发表的原文则名为《群众运动诸问题》，现以《大公报》上的原文为据，将潘琪以“巴达”的笔名记录下来的董必武在武大的部分演讲内容分享如下——
群众运动诸问题
（董必武讲）
（巴达笔记）
这是董必武先生在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的讲演笔记稿，原稿后面还论到抗战与民主革命的问题，还有抗战后中国社会组织之资本主义前途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极为透彻。本文题目，系由笔记者自加，笔记稿亦未经董先生校阅，如有错误，由笔记者负责。
附记
一、群众运动实际的意义
要讨论群众运动在实际上是怎样的问题，必先了解群众二字的意义。有好多人以为群众者，是许许多多的人，是占多数的人。但仔细说，这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再分析言之，一百个人如果是有组织的，那么这一百个人便是群众；如果是没有组织的，那么里面也许只有三个人是群众，而其余九十七人则根本不能称为群众。
问题之所以要如此提出，是因为工人农人是占多数的，那么一个运动之发生是不是要等工人农人占了多数的时候才能称为群众运动呢？这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故成为群众运动的群众在实际上并不一定占社会上多数的人，换句活说，群众之多数少数无绝对的意义。
现在时行的口号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肃清汉奸”，“坚壁清野”，“游击战”。我们讨论群众运动实际的意义，就必须根据这些事来比较，譬如肃清汉奸，没有群众运动时，虽然到处喊叫，但说不定前后左右全是汉奸也还不知道，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汉奸才真能肃清，因为有了群众运动，就是有千百只眼互相监视着，一有行迹，立刻可以发觉，也就无所逃于天下。关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近陈独秀先生认为中国可再发十万万元钞票，十万万元公债，要问这是否做得到，但问有没有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连五万万也办不到，有群众运动，再加几倍都可立刻办到。现在实行摊派，但摊派应该摊给有钱的人才能称为“有钱出钱”，而实际上是怎样呢？实际上变成了没有钱的出钱，有钱的非但不出钱，往往还赚了钱！有力出力也是一样，在现在的联保制度下，每保须抽壮丁三名，联保主任便任意摊派，或雇工折合银元摊派，于是联保主任可以不出力，甚至多摊派一点还赚进若干！另一种现象，我们时常在马路上看到一长串绳子拉着走的壮丁，此种拉夫式的有力出力实属可笑。这全是没有群众运动的缘故，有了群众运动，就会做到谁有钱的必须出钱，谁有力的必须出力，缚着走的壮丁这种现象也不会有。目今公债和壮丁问题在政府是长吁短叹没有办法，在民间是鸡犬不宁，也是没有办法！如果有群众运动，那么一切都有办法。
说到坚壁清野，原是我们增加敌人困难而克服敌人的惟一办法，使得敌人得不到一草一人之利用；但现在恰巧相反，在北方，敌人一来，长官先逃，留下的群众反而为敌人利用，给敌人筑铁路帮运输！游击战更其是如此，非发动群众运动不可的。
现在有些地方时常发生保安队叛变，征兵遁逃的现象，这是事实，不必隐瞒，只问原因何在，原因就是没有群众运动。
这是群众运动在实际上的意义。
二、群众运动的步骤
在开始时，最困难的是如何接近群众。所谓群众，有工农，有妇女儿童，如果用一种方式去接近是会失败的。一般人往往把群众认为单一的，实际上决不是如此。做群众运动，必须认清对象，代他们说话，说他们的话，一切要合乎那群众，过去俄国发生过农民把那些做群众运动者捆打的事情。就是因为不知道接近群众。以我们的经验，工人比农人容易接近，这是因为工人由于生产的关系知识较丰富；最难的是农民，在中国又特别重要，因为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广大的农民群众如果不动员起来，抗战是无把握胜利的。
要接近农民决不可性急。起初找时，不要问姓问名，这样他们会厌恶，甚至害怕而逃跑的。只说走路累了，要求息息，讨口水喝喝，然后问问说说，帮助他工作，使他的心理不再发生恶感，再慢慢使他高兴，于是会谈到心头上的困难事，趁这机会，尽力帮助他，替他想办法，到我们所理想的那样。要去接近群众，群众不是像开欢迎会样的欢迎我们的，必须摸到他们的心理，摸到他们的要求。使他们信任你。
但问题随之发生：何时才能谈到所要谈的政治问题上去呢？这也得慢慢来，群众虽不懂理论，如果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发生联系，那他们就懂得了，他们对政治的热心虽有限，但只要与他们的实际生活配合起来，他们便是最能了解的人。这工作是困难的，但非如此做不可。
做群众运动还有比较方便的方法，一是说服一个有威信的人胜于说服一个普通的人；二是推动已说服的群众去做。现在许多地方上有威信的人常常是欺压民众的人，但还可以利用，因为他说的话别人必须听，这是指地方上的领袖人物。另一种便是群众中的积极的活动的分子，这种人不易发觉，发觉了就决不能放松。利用这种人去领导群众运动比我们自己去领导要方便得多。
光说服还不够，必须要组织起来。所谓组织，一般人总认为如何秘密严紧，不是的，倒是相反的，民众组织的原则要松懈，因为民众本来就松懈的，随便一点，硬要他立正稍息倒不会成功。不妨谈谈笑话，讲讲故事，再引到政治问题上来。
有了组织，还必须有武装。所谓武装，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支枪，这是办不到的。有枪当然顶好，没有枪也可武装，一把锄头，一根扁担，都可以。这决不是假的，扁担锄头可以打倒一个敌人，便有了枪有了武器了。
有了组织，有了武装，群众运动成了。
三、怎样开展群众运动
这有两个前提。一是如果政权的形式和结构与群众的利益相合的场合，一是政权的形式结构不适合群众利益的场合。在前一情形下，即政权的形式结构代表了群众利益时，群众运动本来是十分发达了的，但仍旧需要。譬如苏联，他们创设集体农场，就做了很大的群众运动工作。政权的形式与结构好比一座机器，用得好，大家欢喜，不知道用时，大家不在乎，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权纵然适合大众的利益，群众运动也还是需要，而且也有困难。苏联的选举运动至今只有百分之九十几，未曾到百分之百的成绩。在过去江西的“苏维埃区”内只做到百分之六十至八十。这是因为群众还不曾有那种习惯，他们的土地问题解决过后，便各自营自己份内的事去了。
如果在第二种情形下，即政权的形式与结构不与群众的利益相结合的时候，群众运动的方式又是怎样呢？这又有两种情形。一是虽不适合，但尚有群众运动的可能，即不至于加以何种阻碍或干涉，二是根本不可能，甚至如果做群众运动便要杀头坐牢。在这第二种情形下，群众运动也还是存在的，德意法西斯组织总算严密的了，然而一样有。德国纳粹党的统治那样利害，但至今有播音台传出消息，也同样有宣言传播全世界。
现在我们就抗日问题说，我们此刻做群众运动，虽然不一定能得到政府的帮助，但也不会说反动。要跟农民接近，唱唱歌，总可以；讲讲故事，总可以；谈谈抗战的消息，总可以；说说日本人的凶恶，总可以。这样我们总可慢慢接近群众，做起群众运动来。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去接近，去组织，去训练。一天不成二天，一人做不了二人。总比没有好。如果问如此做只做到很少的群众，有什么用呢？也不是这个说法，争得了甲，甲又可去争乙，甲乙又可再去争丙丁，……有了三个就成了个核心。至于如何联系的问题，有公开的形式和组织固然最好，但一个寻常的刊物也可以。总之，我们今日在抗日的原则上，由一切可能的途径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有人嫌目前要做群众运动尚无怎样的方便，便不愿到下层去做艰苦的工作，这是不对的，没有甚么方便，不过是困难一点，但切不能因之而死待。
汉口《大公报》，1937年11月20日，第1张第3版
综上所述，根据1937年11月20日汉口《大公报》刊载的潘琪对董必武在武大演讲的部分记录稿，以及潘琪在1979年和1982年的两次回忆，董必武来到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的时间应该是在1937年11月，演讲的次数为两次，先后讲了“抗战的形势”、“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游击战争”四个问题，当时，潘琪对董必武所讲的关于“群众运动”的部分内容作了详尽的记录，并自拟了一个《群众运动诸问题》的标题，将其发表在了《大公报》上。
由此可见，1982年刊行的《董必武》一书称董必武1937年在武大“作了《群众运动诸问题》和《怎样开展群众运动》的两次讲演”，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后者只是前者中的一个小标题（大小标题均为记录整理者潘琪自拟），至于1983年编印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一书中所说的董必武的演讲题目为《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那就实在是查无实据了。
最后，前文中还提到，潘琪在1982年曾经说过：“可惜董老的部分其它讲话，特别是周副主席的讲话没能留下什么记录，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事实上，潘琪直到当时还不知道，虽然“周副主席的讲话”他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自有其他人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并且立即公开发表出来了！后来，这篇记录稿的后一半内容还被收入了《周恩来选集》。如果大家对周恩来当时的演讲全文感兴趣，可点击阅读——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的第一次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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