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贸大学考研，首都经贸大学研究生
面对纷繁复杂的评级维度，求同存异成了当前的最优解，未来市场中更有可能出现多套ESG标准并存的局面。
《科创板日报》10月21日讯（记者 田箫） 近年来，受可持续投资理念的影响，中国ESG投资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据UNPRI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市场已有103家机构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其中，资产管理者75家，资产所有者4家，服务提供商24家。
从2012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至2017年签约数量仍为个位数。2017至2018年，签约数量激增。2020至2021年，除拉丁美洲外，中国是签约数量增长最快的市场，涨幅为46%。
然而，由于在投资收益上表现不佳，评级标准上尚无定论，以及出现了企业为吸引投资故意 “漂绿”的现象，让企业ESG目标无论在投资实践还是社会认知上都争议缠身，甚至在美国等市场中成为党派间相互攻讦的工具，远远违背了其发展本意。
机遇与争议并存，投机与理想同在，ESG投资如何在质疑重重的当下，为中国经济市场带来新风向、新活力？《科创板日报》采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中国ESG研究院研究员黄洁，从ESG概念入华的“前世今生”开始，逐一破解围绕其间的种种迷思。
以点带面，现实需求推动ESG实践
根据中国责任投资论坛（China SIF）2022年的调查，在个人投资者中，了解ESG投资（或绿色金融、责任投资等词汇）的受访者仅为17%，该比例较去年上升6%，有83%的受访者不了解ESG投资。
作为研究ESG领域的一线学者，黄洁的个人感受也印证了这一经验。她表示，目前而言，普通大众对ESG概念不够理解也不够关心，社会整体对于ESG的认知程度还属于初级阶段。
不过，在商业社会之中，ESG目标则并非横空出世的“新噱头”，它在近年来的迅猛发展，是国内外企业治理困境的水到渠成。
早在20世纪80、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消费者逐渐将关注点由产品质量，转向环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不少欧美跨国公司纷纷制定对社会作出必要承诺的责任守则，以应对不同利益团体的需要。
本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关注，政府部门也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落实社会责任成为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声誉形象的重要方式。
黄洁认为，ESG目标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一大升级。ESG包括环境、社会及治理三大面向，其中的“社会”正包含了企业社会责任层面的基本概念。“学界一般认为，ESG是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的2.0版本，两者不是绝对包含关系，但是有很大部分重合。概念升级后，ESG不仅关注社会责任，还将社会责任的定义进一步细化，分成E\S\G三大支柱范围。”
在E\S\G三大领域中，黄洁指出，由于近年来极端气候、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消减等问题产生的恶劣影响，”E”即环境方面的挑战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感知，也更为迫切，因而成为ESG概念在国内普及的重要切口。
早在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强调，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首要目的，是动员和激励更多的社会（或私人）资本投资于绿色行业（如可再生能源），同时限制对污染行业（如高碳排放行业）的投资。“十三五”规划中，更是把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的提出，为ESG概念的推广打造了立体传播的空间和环境。黄洁称，“对一个普通人而言，ESG原本只是外来的一个概念，但他一定会知道双碳目标。ESG目标与双碳目标之间有很大的共通性与关联性，从双碳目标切入，大众更容易接受ESG理念。”
以双碳目标为入口，ESG目标借着环境议题的东风，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了解，并开始尝试实践。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共有1366家（剔除2022年新上市的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9.42%，比2020年增加了2.52%。黄洁透露，在十年前，这个数字仅仅只有400多家，从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的数量与质量上看，国内企业对ESG的认知有了极大进展。
承认争议，发展初期ESG评级体系难达共识
与环境议题的高度绑定，让ESG目标得以迅速被中国企业接受，也为其日后的争议埋下了陷阱。
“ESG中的环境属性更直观，导致部分人误认为ESG指的仅仅就是环境。一个公司只要环保做得好，我们可能会推断它的ESG评分一定很高，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黄洁近期调研了一家国有企业，由于其主营业务与环保相关，因此在“E”维度上的得分很高，但在国际机构的ESG评级中，其总分却显得较低。经过研究分析，黄洁发现该企业在“G”，即公司治理维度上得分异常之低，原因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该公司的股权比例集中度很高，而西方商业社会中更推崇分散化股权，认为该模式对小股东而言更具保护性质，因而给出了罕见低分。
无论环境还是社会责任方面的讨论，在商业社会中早已备受关注，而对公司治理领域的完善提升，是海内外企业共同的盲点。
黄洁称，“企业对于公司治理层面需要关注的问题还不是很熟悉。一是大家还没有形成披露的习惯，例如董事会治理结构、股东权益保护力度、高管薪酬制度等方面，企业仍然会觉得是内部信息；二是在涉及到商业道德甚至贪污腐败等方面，企业也并不愿意公布相关数据和信息；再就是对于相关信息的披露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比如在股权分散度上，到底是怎么来定义它是是好，是坏？实际上，股权特别集中的企业和特别分散的企业中，都有运营得非常好的企业，这为披露标准的制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披露、评价标准的混乱无序，是ESG目标引起众多争议的根本原因。
黄洁坦诚指出，ESG评级体系在当前的中国市场中确实存在缺陷。“ESG实际上是一个正在被大家迅速认知的概念，它还没有达到非常成熟的阶段，所以它有缺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构建适应本土企业的披露标准和评级标准，在这个探索前进的过程中，产生争议也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从商业伦理还是生态发展上看，追求ESG目标都是正确选择，它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肯定也是有益的。”
坚持ESG目标能够为企业带来正向反馈，黄洁认为，这一点在学界并无争议。2020年，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联合深圳市公司治理研究会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合作发布了公司治理研究院绿色治理指数，该指数是国内首只基于上市公司绿色治理评价体系的股票指数。黄洁指出，通过对该指数的持续跟踪，能够明确看到绿色指数成分成分股的收益率远大于A股大盘。
另一方面，长线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冲突，也阻碍着企业对ESG目标的投入。
据学界现有研究显示，企业若想要进行高质量的ESG披露，需要付出较高成本。但黄洁认为，长期主义能够给企业带来可持续发展生命力。
“我并不认为ESG目标与财务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可以把它理解为短期的学习成本，就像我们对自己的教育投资。对于某些大型企业而言，如果没有合规披露ESG目标的话，也会对它的声誉造成损失，进而损害财务绩效。”
求同存异，本土ESG标准日趋完善
在评价体系的争议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发现，用国际现有的通用标准为自身进行评级，可能出现和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情况。因此，对ESG评级体系的本土化重建迫在眉睫。
目前，国际上有多家机构参与制定ESG信息披露标准，如GRI、ISO、SASB等，国内的上交所、深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资委、发改委等部门机构，也提出了自身的ESG信息披露标准指引。
“就像世界上无法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土豆，我们没办法以非常精准的概念去框定一个非标准的事物。”黄洁表示，根据当前研究，国际上通用的ESG评价体系的一致性并不高，也就是说，各家机构根据自身认知制定出来的ESG评价标准，评级结果可能并不一致。尤其在国内市场中，ESG评级体系既需要结合本土情境，也希望能够全球通用，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这让国内的标准制定面临更大的挑战。
面对纷繁复杂的评级维度，求同存异成了当前的最优解，黄洁指出，未来市场中更有可能出现多套标准并存的局面。
“ESG评级标准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未来很难出现，可能各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标准和算法，作为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对评价维度的考虑，在不同评级体系之间进行选择。”对于评价标准的差异，黄洁直言，“其实不怕不一样，只要有个不一样的说法就行”。因此，评级机构自身的信息透明度，也将成为ESG目标发展的一大关键因素。
关于如何衡量评级体系的可信程度，黄洁则认为需要交给市场检验。“我相信最后市场还是会去伪存真，把最好的东西给留下来，慢慢的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逐步改善。”
首都经贸大学考研(首都经贸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