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
作为生命科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合成生物学利用分子生物工程、生物化学工程、基因组学等创造新的工具和技术，设计合成新的或改造天然的生命系统，揭示生命规律、构筑新一代工程生物体系，解决了诸如绿色能源、合成疫苗等很多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包括生态环境破坏、基因改造婴儿、复活已灭绝物种等一系列伦理问题。
基于此，生辉 SynBio 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雷瑞鹏教授，就科研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
图｜雷瑞鹏教授（来源：受访者）
雷瑞鹏教授本科阶段学的是理科，硕士期间转向科学技术哲学领域，攻读博士期间师从邱仁宗教授，继续聚焦生命科学领域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博士论文是关于异种移植的伦理问题。博士期间，雷瑞鹏还同时在华中科技大学任教，于 2002 年成立了我国综合类大学首个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近两年，雷瑞鹏承担了多个国家级研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合成生物学伦理、政策法规框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大数据时代生物样本库的哲学研究”，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异种移植技术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研究” 等。
“伦理规范要贯穿新兴技术研究和应用全过程”
对于合成生物学伦理规范、政策和法规框架的研究，雷瑞鹏表示可以分为三个应用领域进行规制：医药 / 食品、农业 / 环境、能源 / 材料。 在同一个应用领域，还需要划分不同的阶段，比如，医药领域从基础研究、临床试验、转化应用等，在不同阶段适用于不同的伦理准则和规范。
“基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这些伦理规范并非都是从某一种伦理学理论中演绎出来的原则或规则，更多的还是基于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归纳和总结。” 雷瑞鹏指出。
比如纽伦堡审判之后颁布的《纽伦堡法典》列举了 10 条关于人体医学实验的准则，第 1 条便是受试者必须要自愿同意，这意味着接受试验的人有知情同意的合法权利。
随后，世界医学会（WMA）根据纽伦堡法典的 10 条准则制定了更为完善、细化的准则 ——《赫尔辛基宣言》，制定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准则，这是关于医学临床研究伦理规范的第二份国际文件，比《纽伦堡法典》更全面、更具体。
如今，很多新兴技术的出现，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传统技术完全不一样，这就需要针对新兴技术制定相关的规范或标准。“随着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伦理规范也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 雷瑞鹏表示。
如若只用一套法规进行规范是行不通的：其一，法规具有强制性，这会影响到对于新兴技术研究的自由度；其二，法规需要不断补充和修订，而这是较为漫长的过程。
雷瑞鹏表示，伦理规范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价值判断和价值共识。首先，基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共识形成一些伦理准则、规范等；然后，对这些准则进行动态调整或权衡；最后，根据这些准则进一步制定相应的条例、法规等，并适时进行修订。
比如，国家卫健委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科技部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加之《民法典》、《生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规制体系。如此一来，既能够保证新兴科技在科学研究方面有足够自由的探索空间，同时也能够有一个适宜的监管规范体系。
关于如何界定转基因技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雷瑞鹏表示，这与规范问题是相关联的，国内外政策有所不同。比如，欧盟对于合成生物学技术基本套用了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监管框架，但对于国内而言，考虑到转基因技术仍然深陷舆论争议之中，所以，国内还需要专门建立一套针对合成生物学的政策规制框架。
现实案例中的伦理问题
1、农业领域的 RNAi 农药
“不论是研究者还是企业，在看到其带来产业变革、带来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新兴技术潜在的、可能的各种风险，既要做前沿技术研究，也要做一些基础研究，比如长期风险评估。新兴技术研发的风险 / 受益评估不能被还原为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不确定性前提下的动态价值权衡。” 雷瑞鹏指出。
例如，上世纪红极一时的滴滴涕（DDT）农药，作为一种杀虫剂用于解决各种农业虫害问题，相较于传统农药，其药效显著、短期毒性小，因此全球大量生产，广泛用于农林畜牧以及卫生保健等各行各业。在当时，业界认为 DDT 农药安全低毒，所以也被资本普遍看好。
但后来，研究人员发现 DDT 化学性质十分稳定且具有神经毒性，其在土壤中的半衰期较长并能够被植物吸收，动物和人通过食用植物并在体内积累，研究显示它在生物体内的代谢半衰期长达 8 年，甚至科学家在南极企鹅的血液中也检测出了 DDT。1970 年，世界范围开始明令禁止或限制生产和使用 DDT，我国也于 1985 年明令禁止使用 DDT。
DDT 从兴起到衰落前后持续了数十年，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如今，RNAi 农药开始兴起，其具有可定向除虫、高效、快速、短期安全等诸多优势，因而被业界看好，但其长期危害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尤其是 RNAi 技术具有传递性，可在细胞之间传播，这可能会引发风险和危害，是需要研究人员着重探究的问题，显然，这需要长时间、大量的验证性试验。
图｜RNAi 的分子机制（来源：Wiki）
2、人造肉中的细胞培养肉
对于人造肉产品，雷瑞鹏表示，相较之下，食品比药品更为复杂，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制造的食品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风险等，现阶段仍然难以通过试验进行验证。比如，转基因的概念早已妇孺皆知，但时至今日大家对于转基因食品仍然心存顾虑。
这就需要企业推出的产品，在进入市场之前需要给出公众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是安全的，还需要监管部门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同时严格审批产业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4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已正式实施，表明我国把生物安全提升到了国家安全层面。
图｜细胞培养肉（来源：newscientist）
3、复活已灭绝物种猛犸象
对于复活那些已经灭绝的物种，雷瑞鹏认为，这方面必须要非常慎重，需要进行全面的风险 / 受益分析评估。复活灭绝物种并不仅仅是科学事实判断（能不能够做），而是一个价值判断（应不应该做）。事实判断不能推导出价值判断，能够做不等同于应该做。
另外，复活灭绝物种除了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还面临着很多其他问题，比如，真的将猛犸象复活之后，目前的自然环境是否适合猛犸象生存等。“相较于复活猛犸象，拯救目前的濒危物种，维护现世代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雷瑞鹏表示。
图｜复活猛犸象（来源：the-sun.com）
4、科幻电影中的基因改造人
所谓基因改造人，用到的是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编辑的相关伦理讨论，需要进行不同的分类，体细胞基因编辑或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基因编辑的最终目的也需要进行区分，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或用于增强性状。“从本质上来看，通过基因技术和生殖技术的结合，对遗传物质的修饰和操纵可能造成‘定制人类’的道德滑坡，而这就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伦理问题：应不应该做？” 雷瑞鹏指出。
例如，大众所熟知的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但如果人们通过基因改造，加入猎豹的相关基因能让人跑得更快，加入大猩猩的相关基因让人变得更强壮等等，技术上的潜在可能性更凸显了伦理关注的紧迫性。
从自然进化的角度来看，人体本身的机能远远比不上动物，但为什么人类却能够进化出一个高度组织化、高度文明的群体社会呢？其实，这正是因为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条件和生理机能的有限性，所以才会相互团结协作并最终构建起休戚与共的社群和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作，形成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通过基因改造把每个个体都变得无比强悍。
“研究者在进行科研之初就应具备伦理意识”
合成生物学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新技术之一，为当今的生物技术产业带来了重大变革。国际层面有 iGEM 大赛，对于国内而言，设立一项合成生物学领域的赛事意义重大，合成生物学竞赛应运而生。
作为合成生物学竞赛的评委，雷瑞鹏表示，这个赛事对于推进国内合成生物学研究很有意义和价值。“与之类似的是 iGEM 大赛，它对于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鼓励大量年轻人参与其中。从更高层面而言，合成生物学竞赛不仅是一个赛事，更是合成生物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她补充道。
从本质上来看，科学研究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但区别于动物的行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成果的，需要思考为什么做、能不能做，以及应不应该做，即人类行动在不同范畴的思考和判断的过程。
对于像合成生物学这种新兴科技的发展，相关伦理问题的前瞻性考量至关重要。“研究者在进入科研领域的初期阶段，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伦理意识。” 雷瑞鹏表示。如今的科学研究不仅是单纯的探究科学领域的问题，更是对产业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在进行科研工作前培养伦理意识非常重要，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才能在科研工作上游阶段做出前瞻性的考量：这项研究在伦理、法律、社会层面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此外，还能将负责任研究和创新的理念贯穿到整个研究过程中。” 雷瑞鹏指出。
作为科技媒体应该如何科学地传播基因编辑技术或合成生物学？对此，雷瑞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表示，科技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联接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的纽带，媒体责任和意义重大，需要传播严谨的、客观的、理性的、科学的新兴科技信息，这一点至关重要。科技媒体对于技术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信息都要实事求是地报道，唯有如此，才能让广大读者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了解、更客观的判断和更理性的认知，才能构建起公众对科学家和新兴科技的信任，促进合成生物技术的规范发展。
采访接近尾声，雷瑞鹏告诉生辉 SynBio：“我们团队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合成生物学伦理、政策法规框架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生物样本库的哲学研究’都涵盖了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的相关研究以及实践活动。未来我们将持之以恒地开展新兴科技伦理问题研究，并行之有效地推动科技伦理通识教育和能力建设，这也是高科技时代人文社科学者的使命所在。”
参考资料：
[1] 雷瑞鹏, 邱仁宗, 合成生物学的伦理和治理问题, 《医学与哲学》 2019年第19期38-43.
[2] 欧亚昆, 雷瑞鹏, 合成生物学自我管治的伦理探析, 《伦理学研究》 2018年第2期53-58.
[3]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8/content_5552108.htm
[4] http://phil.hust.edu.cn/info/1010/1011.htm
[5] https://www.synbiohive.com/home
[6]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D%E4%BC%A6%E5%A0%A1%E6%B3%95%E5%85%B8/7083808?fr=aladdin
[7]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5%8C%BB%E5%AD%A6%E5%A4%A7%E4%BC%9A%E8%B5%AB%E5%B0%94%E8%BE%9B%E5%9F%BA%E5%AE%A3%E8%A8%80/56896730?fromtitle=%E8%B5%AB%E5%B0%94%E8%BE%9B%E5%9F%BA%E5%AE%A3%E8%A8%80&fromid=5573718&fr=aladdin
[8]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5%9F%BA%E5%9B%A0%E5%B7%A5%E7%A8%8B%E6%9C%BA%E5%99%A8%E5%A4%A7%E8%B5%9B/10383553?fromtitle=IGEM&fromid=6762317&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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