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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私募创投更愿意投早投小了，往前移了，这个现象非常好，也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特点。”在9月8日举行的第五届湘江金融发展峰会暨2022创投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能够促进创投资本的形成，是科技创新先导力量、新经济企业加速器。同时，能够帮助完善公司治理，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潜在优质企业价值。
针对加快完善创投发展生态这一问题，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刘健钧提出多方面具体建议：回归引导基金政策本原，有效弥补早期投资的市场失灵问题；大力发展商业性母基金，拓展创投基金资金来源；鼓励发展二手份额基金，打通创投基金主动退出通道。
引导创投“投早投小”
谈到创投发展趋势，肖钢认为，未来亚洲市场地位将更加重要，风险投资将持续推进，主权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企业风投等占比会逐步提升，ESG投资有望成为考量标准。
数据显示，我国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稳居全球第二，规模超过13万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6.9万个，形成股权资本金超10万亿元。其中， 高新技术企业占28%，种子期企业占31%。从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渗透率来看，科创板上市公司达到85.9%，创业板上市公司达到64.1%。
与会人士认为，现在创投基金倾向于投早投小有多方面原因，而一级市场价格不断攀高，也在倒逼创投基金投早投小。
肖钢认为，打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创投生态环境尤为重要。“政府支持必不可少；需要密集的高素质人才与一流大学，并与企业良性互动；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文化；需要雄厚的创业资金，专业化中介服务体系；聚集的特色产业及其全球竞争力；便于推动全球化的区位优势。”
针对促进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肖钢提出五方面建议：第一，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划清底线，设置好“红绿灯”，优化创业投资环境，消除市场壁垒，推进公平竞争，稳定预期，增强信心。第二，健全长期资金投资机制，提升养老基金、保险资金、企业资金、捐赠基金、家族财富以及资管资金等长线资金投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比例。第三，实施差异化竞争。私募创投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要尊重产业发展和研发实力提升规律，找准区域定位、产业定位，提升科技洞察能力、专业投资能力、风险合规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投后管理能力。第四，切实加强基金监管。完善制度设计，依法加强对基金“募投管退”全流程监管，坚决打击伪私募；第五，加强投资家队伍建设。
肖钢表示，应该有效引导投早、投小，改进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与考核，更多进入科创前沿与市场失灵领域，让利于民，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
创投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湖南当地相关政府人士表示，金融改革创新，根本目的是引领和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当前，湖南正着力在金融领域做好三件事：一是股权投资做引导，做好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二是债权融资做增信，通过资本增信和数据增信，找到科技型企业所拥有的创新要素，构建知识价值信用模型；三是资本市场募资做培育，从培训、动员、辅导到政策激励，全方位、高质量培育上市企业。”湖南当地政府人士表示。
数据显示，近年来，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湖南GDP的比重一直高于全国水平。2021年，湖南该项指标达23.9%，高出全国8.8个百分点。2021年末，湖南高新技术企业突破万家，全年新增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62家。
长沙市委副书记、湖南湘江新区（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岳麓区委书记谭勇表示，近年来，湖南湘江新区坚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产业，把握“担当强省会战略的核心支撑和重要增长点”的战略定位，加快发展现代金融，打造湖南的“陆家嘴”，将湘江基金小镇打造成中部地区基金集聚高地。
清科研究中心发布《2022湖南省股权投资市场发展白皮书》。据清科数据库统计，相比2017年，2021年湖南省年度新募基金数量增长约5倍，新募基金募资金额增长约4倍；湖南省近五成基金位于湘江新区基金集聚区内。就基金募资情况来看，2017—2022年上半年，湘江新区基金集聚区（含湘江基金小镇及麓谷基金广场）新募基金数量260只，占长沙市新募基金数量的83.3%，占湖南省新募基金数量的59.9%。湘江新区基金集聚区新募基金募资金额788.59亿元。
回归引导基金政策本原
在本次峰会上，刘健钧表示，现代经济是“创业型经济”。创业需创新创投双轮驱动，其中创投是更重要的动力要素。针对加快完善创投发展生态这一问题，刘健钧提出了多方面建议。
刘健钧认为，应该还引导基金的政策性本原，有效弥补早期投资的市场失灵问题。
近年来，各级政府的引导基金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但由于受片面“市场运作”思想误导，多数引导基金引入了商业性资本，因而蜕化成了商业性母基金。由于无法设置让利于民机制，故无法有效引导子基金投资早期企业，而是造成大量资金在中后期企业的投资竞争白热化，进而导致民间资金纷纷选择退场。
刘健钧表示，为有效引导子基金投资市场失灵的早期企业，避免在中后期领域对民间资金造成挤出效应，有必要设立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性引导基金。由于投资早期企业的子基金规模不必过大，政策性引导基金的规模也不必过大，关键是要保持政策性运作和资金来源的纯财政性，并按照“重在政策引导、兼顾运作效率；强化社会监督、防范寻租风险”原则，设计出适应引导早期投资的运作机制。
刘健钧还建议，应大力发展商业性母基金，拓展创投基金资金来源。当前，在国际上已成为创投基金最重要资金来源的保险资金，在我国投资创投基金不仅面临政策标准不适应的问题，还面临对创投基金的理解和国有保险机构的体制机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鼓励发展商业性母基金，借助商业性母基金的更强规模经济优势、更强分散风险优势、更强专家管理优势，广泛吸引具有一定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参与到创投领域。
此外，刘健钧建议，鼓励发展二手份额基金，打通创投基金主动退出通道。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使得我国创投基金通过IPO方式实现投资退出的渠道已趋于通畅。但是，从总体看，创投项目通过IPO方式实现投资退出毕竟是少数。更多项目需要通过私下协议转让、被整体收购等非公开途径实现退出，相当比例的项目甚至一时无法实现退出。”刘健钧表示，为打通创投基金主动退出通道，可鼓励发展二手份额基金，专门受让一时无法变现的创投基金二手份额，借助二手份额基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助力解决存量创投基金“清算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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