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是985,211吗?
老何旧事杂忆（4）：
当年社科院没人敢收我做研究生
（2021-12-26）
80年代年我在社科院工作，那是文人集萃的大本营，有许多杰出的学术精英，也有不少臭大粪。
经常有二、三流文人不服气我，来找我碰瓷或者寻衅。而我是野路子、江湖流浪汉出身，根本不吃那一套。凡有来则必有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来者不拒，不论面对面吵架、辩论，还是打笔墨官司，从没有吃过亏。但是自然树敌结怨也就不少。
然而当时社科院的一些一流大师人物，则多与我似师亦友，很多人对我奖掖、提携，不遗余力。几十年过去，当年雨露沾溉，仍然难忘于心也。
四川人民出版社90年代曾经出版《何新批判》一书，收录了一代学术文化大师与我的学术讨论和通信，可看。
有人问，他们这些老前辈既然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拜师学艺，去当他们谁的研究生呢？
这个问题是个尴尬的问题。如果说老实话，那就是实际上根本没人敢收我当学生。这些前辈们宁可和我做忘年交朋友，但绝不会收我于门下，因为他们都知道教不了我。
前辈们与我始终是平等交往。包括前后两位老院长胡乔木、胡绳，也都如此。
1981年我给黎澍先生做学术助手，他既是高官，又是著名学者。老人家曾对我说，你在我这里踏踏实实地好好工作两年，将来学位，职称，或者从政，或者出国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中国史学会的大会上，轰然放了一响具有颠覆性的横炮，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让老人家不高兴，而被他绌免。
当时他严厉斥责我。我知道他其实是希望我低头做检讨。但是没想到，我没认错，而且主动提出辞职。我实际上想独立单干，根本不想依傍谁。结果，我被近代史研究所停职，挂起来好几个月，差点被除名。
被尊为一代宗师的钱钟书、杨希枚、张政烺、何兆武、李学勤以及李泽厚等，当年都与我是忘年交，好朋友。但是，恐怕他们没有一位认为自己可以做我的老师。
钱钟书与我通信经常称我为“兄”。我不好意思，回信敬称他为“师”。而他再回信，第一句话就说“退回师”的头衔。
李泽厚是了不起的思辨天才，思考敏锐反应极快，堪称绝顶聪明。但是他写给我的信，却总担心我背后说他什么坏话。
1984年，我请他给我的处女作《诸神的起源》写序言，这是当时三联书店提出来的。因为三联编委会们看我是无名之辈啊，就要求我必须找两个名人写序言，以肯定我的书稿，否则他们说无法判断我的各种新说，不敢出版。
我就去找李泽厚。李先生说你把书留下我看看。我把清样留给他，他看了几天，我去问他可以写吗？
他说很好，序可以写，但是我估计你下一版的时候，就会把我的序言不要了。你就是想借个梯子而已。
这本书李泽厚先生和杨希枚先生两位大师都写了序，所以很顺利地出版了。在这件事情上，李泽厚对我有提携之恩。
90年以后，此书再版过多次，我确实一度把他的序言拿下了。这几年新版又加上了。
后来李泽厚自己有两部书，一部要我给他写序（《李泽厚文集》），一部要我写书评（《中国思想史论》）。都是他要求的，当时都在人民日报发表过。
在我的心目中，李泽厚并不是我的老师，是好朋友。虽然我内心非常尊敬他。
当年生活方面有些事情，只要能帮助到，我也会帮助他。因为我在社会上有人脉，比那些文人书生过得滋润得多。
1984年我和朋友曾经组织一些知名人士畅游长江，我邀请了李泽厚，一路上游山玩水，相聚甚欢。
80年代的时候，北京市装私家电话非常困难，要等号排长队。他家里需要电话，排队已经半年，仍然装不上。
我通过电话局的朋友走后门，一周左右时间就快速装机成功。此事令他对我刮目相看。李先生在《诸神的起源》序言里面，说我不仅有学问，而且会办事，就是指这个。
我始终认为李泽厚不仅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老大哥，是一位优秀的，讲义气的，也懂得人情世故的君子。
在学术方面，我认为他的确是非常卓越的。思如泉涌，文笔优美，机锋横溢。
1987年，我由助理研究员，要破格提前晋升副研究员。按社科院规定，也需要两位知名学者，研究员推荐。
我的推荐人一位是文学所蒋和森先生，另一位是哲学所李泽厚先生。
我去找李泽厚请他给我写推荐信的时候，他却跟我开玩笑，说——啊，你还不是副研究员呀，我还认为你早就是了。他非常负责任地写了一个推荐信，现在应该还在我的人事档案里吧。
1980——1990，当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浪迹十年。一路走过来，李泽厚先生是我的知友、伯乐和知己。
90年代中期发生过一次笔墨误会。后来我在上海名豪酒店请他吃鲍鱼，涣然冰释。以后他经常住在国外，相见遂少。
他今年以高寿去世。闻知后我为之郁郁寡欢，难过了好些天也。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是985,21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