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考研(新闻与传播考研考什么科目)
新闻与传播考研，新闻与传播考研考什么科目
唐绪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专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入选第三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媒体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旗帜鲜明地宣称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因此，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是中国媒体始终不渝的历史使命。
高频词汇折射媒体导向
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间19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词频分析，我们发现，在高频词中出现最多的10个词依次是：中国、社会、人民、社会主义、发展、革命、阶级、经济、建设和国家。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高举社会主义旗帜，通过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通过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党的中心工作，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历史分界点。在此之前，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高频词中有“革命”而没有“建设”；在此之后，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高频词中有“建设”而没有“革命”。并且，在此之前，“阶级”和“社会”常常同时成为高频词；在此之后，高频词中只有“社会”而没有“阶级”。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其一，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间两大根本任务。所谓革命，就是摧毁既有，是破坏；所谓建设，就是无中生有，是创造。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致辞中响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开始，建设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其二，革命与宣传紧密相连，是阶级斗争的一对产物。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的国势，迫使中国的先进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纷纷创办报刊，报刊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功能，工具性的办报理念一直是办报的主流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承继了这一传统。党的报刊始终担负着党的“喉舌”和“号角”的作用，为团结全国人民、打击内外敌人竭尽全力。
其三，建设与舆论相伴而行，是社会治理的孪生兄弟。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这次重要讲话用“新闻舆论”取代了传统上的“新闻宣传”，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变化守正创新的必然结果。在社会思想多元多变、舆论生态深刻变化之际，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就是回应社会关切、疏导社会情绪、实施舆论引导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其四，建设性是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媒体服务大局的新选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标志着新时代开启了新阶段。
新时代新阶段具有许多新特点，归结起来主要是发展目标的不同与发展环境的变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大朋友圈，责任艰巨而繁重。
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颠覆了既有的传播格局，传统媒体面临着新的变局。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以及基于其上的新兴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传播者与相应的传播媒介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个媒体。这极大拓宽了个人及各种社会组织的表达渠道，某些个体和团体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可以更加迅捷地广泛扩散，甚至具有超越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和表达力。因此，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舆论已经成为影响党和政府决策以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
一方面，传播技术的低门槛应用，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的垄断，扩大了社会成员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人人参与的传播也导致了信息过剩、虚假新闻泛滥的弊端，真相反而被置于次要的位置。如何重新定义新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传播新格局，让负责任的媒体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发挥主流和引领作用，这是当下新闻业面临的新挑战。
建设性新闻理念吸纳中国实践智慧
中国媒体该如何应对这一新挑战？从技术上来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势在必行。就理念上来说，“建设性新闻”应该是一种可供尝试的新选择。建设性新闻源起于20世纪末的公共新闻运动，成型于欧洲，并影响了全世界。这一理念的提出，在于试图回应互联网时代新闻的泛滥对职业媒体发起的挑战，是传统大众传播“职业主导范式”向新型公共传播“社会主导范式”转换的一种尝试。其基本假设是，当人人都有能力提供新闻时，告知就不再是职业媒体的首要任务了，如果可以帮助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并组织各方力量一起采取行动、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那么职业媒体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新闻就可以造福于社会。有鉴于传统的西方职业媒体以往所报道的新闻过多专注于“坏事情”，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以及媒体作为中立者置身于事件之外，对存在的问题只揭露不治理，“建设性新闻”理念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原理，有针对性地着重强调“积极”和“参与”。
无论是“积极”还是“参与”，都是对传统西方新闻理论所秉持的“坏事情就是好新闻”“媒体记者必须中立”的观点的一种扬弃。由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建设性新闻理念在西方很难成为主流。相反，建设性新闻理念适合中国基本国情，能够成为主流媒体的主流理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非对抗性的、合作性的、建设性的。与这种非对抗性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体，既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更注重新闻媒体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发展合力的社会建设功能，力求最大限度地促进各种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地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在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媒体能够为建设性新闻理念注入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能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编辑：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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