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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允龙 崔玉平
近期，针对被学界诟病已久的“SCI至上”论调，有关部门接连发文，明确加以破除。
对于这一学界痼疾，制度规范当然必要，但需要看到的是，合理的制度供给只是推动机制变迁的一个方面。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旧有制度安排带来的多重阻力会对制度变迁形成牵制。
因此，就当下而言，高校科研评价破除“SCI至上”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急需系列工作的深度跟进。
旧有制度安排带来的阻力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对制度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就形成了新的制度供给需求。
但由于“制度黏性”的存在，制度安排的供需之间通常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进而给制度的变迁带来阻力。
就当前高校科研评价破除“SCI至上”问题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阻滞因素。
第一，多重利益的绑定。
受多数大学排名赋予科研较大权重的影响，大学要想在激烈的院校竞争中获得理想的地位和声誉，就必然要通过“科研关”。
久而久之，这种价值上的交换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利益绑定并激励着大学不断实现科研产出。
于高校如此，于教师而言亦如此。就高校资源的分配结构而言，旧有制度安排已然形成了以“发论文”为核心的年终考核、职称评聘等与收入、晋升绑定的制度结构。于是，“发论文”便可用来兑换学术资本和收益增量，而学术资本的逐利性又可进一步实现科研的“扩大再生产”。
结果，利益上的绑定使得教师将论文产出当成了科研价值的“参照系”。
第二，路径依赖的存在。
我国学者卢现祥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选择了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坏），则可能会被长期锁定在原有路径上而不求改变，即使还存在其他更好的路径选择。
高校科研评价问题与之类似。
多年来，旧有制度安排在高校发展以及教师绩效、职称评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高校及教师对此已形成“习惯”。
在各种名利的裹挟下，旧有评价制度的报酬递增也使其自身不断强化并形成“锁定”。
尽管深知当前制度供给存在优势，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导致科研评价“唯论文”现象“积重难返”。
第三，成本预期的掣肘。
从“经济人”属性看，个体或组织从事的活动都须确保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高校科研评价中的“唯论文”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旧有制度安排上的“均衡”。
但这种“制度均衡”并非意味着最佳状态，而是改变制度所需成本要高于收益。
对高校而言，“唯论文”的制度供给能为高校带来利益以及较低的实施成本，而对教师来说，也能够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
于是，双方都有将旧有制度安排持续下去的意愿。而反观当下，新的制度供给显然会引致不确定预期的出现，并加大高校和教师所需承担的风险。
风险导致的成本过高将直接阻碍新制度的实施，使得旧有制度安排得以延续。
高校科研评价的未来路向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构成了制度的基本要素。
因此，科研评价破除“唯论文”路向也须从此三个维度进行。
一是正式约束方面。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创造出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共同约束人们的行为。
在给定制度安排的前提下，正式约束直接影响了组织及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成本函数。
因此，作为一种“硬约束”，正式约束对行为主体的活动起到直接、重要的规制作用。
当前，破除“SCI至上”制度的推出，正是为了规避旧有制度“交易成本”持续增加的风险，让部分科研资源复归其原有的生产性价值。
此外，高校须积极担当起科研评价的主体责任，依据国家出台的制度政策及时做好“制度更新”并付诸实施。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体现评价的“改进”功能。现有高校科研评价多将关注点放在评价的“诊断”功能上，即将重点放在教师科研产出上。
在“只要结果不要过程”的评价方式下，教师科研创新能力受到遮蔽，降低了高校科研的人力资本效能。
因此，高校应使评价成为教师创新能力提升的梯级，以“以评促改”的方式提升科研内生力。
另一方面，要彰显科研的“生产力”作用。
这意味着要强化评价对育人的反哺和社会的贡献。
“唯论文”式的评价导致科研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无法形成对人才培养和社会一线的观照。
因此，可采取教学资源转化、服务一线教学项目设立以及专利转化、咨政建议等方式让科研反哺教学、服务社会一线。
二是非正式约束方面。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制度形式，它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
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看来，非正式约束能够很好地淡化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教师尤其是专职科研人员来说，应自觉担负起科技强国的大任，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同时坚守“学术人”初心，依循科研规律开展科研工作，使自身科研生产从“著作等身”向“著作等心”转变。
三是实施机制方面。
实施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制度的最终成效至关重要。
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
在经济活动的复杂交换中，信息上的不对称很容易使得作为代理方的高校寻求一定的机会主义空间，弱化制度的实施。
从这个角度而言，强化制度的约束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除正式制度外，国家还要从实施机制的角度加大高校的“违约成本”，压缩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机会主义”空间，减少制度执行中“迂回”与“修正”的余地，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推进科研评价制度变革。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和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20-07-21 第7版 视点）
编辑 | 赵路
排版 | 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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