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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匆匆从翻阅的扉页中划过，眨眼又是五四青年节。本期推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席专家戴建业教授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做更好的自己”这个话题。
戴建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教授。先后出版《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与典籍分类》等学术著作13部，《戴建业作品集》9卷，《戴老师魔性诗词课》《戴老师高能唐诗课》等教材3部，《你听懂了没有》《我的个天》等散文集6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荣获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香港明德教师奖，被广大网民誉为“国民教授”。2023年3月入选“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2023年4月，戴建业正式加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外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色，是华南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外国语言文学、全球经济治理、涉外法治研究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基地。
01
人们常说“做最好的自己”。这种说法固然十分励志，但并不十分科学。
首先，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既难以预料会有哪种“可能性”出现，也难以判断哪种“可能性”最好，假如偏执地去选择“最好”，我们就会像那头“布里丹之驴”，在两堆干草间不知抉择而活活饿死；其次，追求“最好”很容易滑向完美主义，讲究完美容易使自己舍本逐末，纠缠细枝末节而迷失大方向；再次，追求“最好”还容易苛求自己而导致焦虑，让自己在自卑自责之中不能自拔；最后，追求“最好”可能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想干得“最好”必然害怕干得不好，“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磨灭了义无反顾的果敢，丧失了一往无前的豪情。
“做最好的自己”这一念头，来自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说“止”是“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是“事理当然之极”。“止于至善”就是达到极致后就不再摇摆。所谓“至善”就是“最好”。其实，“至善”也好，“最好”也罢，都是给自己开的空头支票，也是给自己套上的沉重枷锁。
生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不说我们不知道哪儿是“至善”，就算真的达到了“至善”，一生要是从此“不迁”，此后的生命就是一潭死水，活着就是为了死守着那个“至善”，你们想想看，这样的余生该多么无聊！
一动不动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哪怕站一个小时你就会叫苦连天，更何况守着“至善”一生“不迁”呢？我的个天！
人生的一生就像一场比赛，赛前就知道比赛结果，谁还会买门票观看比赛呀？赛前不知道结果才让人牵肠挂肚，人生有很多悬念才有无穷的魅力，要是一出生就能看到坟墓，这种人生一定乏味透顶。
环顾四周，追求“最好”的那些人，恰恰是那些活得战战兢兢的人，那些最为谨小慎微的人，也是那些活得最不开心的人。他们追求“最好”的良好愿望，却落得最不好的可悲下场。
“做更好的自己”则不然：不用徒劳地追求什么“最好”，不用定下什么宏伟的目标，更不用害怕干得不好。
这样，我们永远可以轻装上阵——不求“最好”就不会焦虑，不订宏伟目标就没有负担，不怕干不好就不会紧张。昨天只认识500个英语单词，今天能认识505个就心满意足，开一瓶啤酒为自己庆祝庆祝；昨天不能解的那道数学题，今天突然脑洞大开给解出来了，就去找女朋友嘚瑟炫耀；昨天还为那件琐事烦恼，今天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独个儿出去买个烤红薯犒劳犒劳。
只求“做更好的自己”，不只让我们一天比一天进步，而且“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它让我们在做得“更好”时快乐，也让我们在快乐时变得“更好”。
朋友们，“最好”这种宝贝也许天堂里能够找到，在并不完美的人世只有“更好”，大家谁不是凡夫俗子呢，不必高调地要成圣希贤，与其嚷着“做最好的自己”，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做更好的自己”。
02
要“做更好的自己”，就要对自己有坚定的自信，相信自己有做得“更好”的潜力。很多人在事业上半途而废，往往不是怀疑事业的意义，而是怀疑自身的能力。鼓吹“天才论”存心让人灰心丧气，让许多青年自弃自卑，让无数人摆烂躺平。古人早就认识到，“人皆为可上可下之才”。在60多年的读书和教书生涯中，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传说中的天才。身边有的人古板阴沉，有的人活泼热情，有的人天性忧郁，有的人生来快乐，有的人单调乏味，有的人幽默机智……这些只是个性的差异，并不是才华的高低。
其实智商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情绪的好坏、教育的优劣、家庭的贫富，都影响到一个人的智商，天生的上智与下愚极少。
大家可能都这样的经历，学习英语单词和背诵诗文的时候，一个单词明明背得烂熟，过段时间又好像第一次碰面，一首诗已经倒背如流，过几个月后又不能背全，这种经历往往弄得我们垂头丧气。一想到史书上“过目不忘”的记载，就觉得自己是世上的超级笨蛋。
多年求学和治学的经历告诉我，“过目不忘”这类说法，不是作者有意美化，就是纯属道听途说，再不就是存心骗人，世界上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过目不忘的人。
大家熟悉的钱锺书先生，无疑是我国二十世纪最为渊博的通人，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名教授。钱锺书先生不仅淹通四部，还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出访美国用拉丁语背诵古罗马三流诗人的诗歌，让在场的美国学者惊为天人。
钱锺书先生是不是“过目不忘”呢？从其传记可知，他的博学是对他勤奋的酬劳。他有翻阅各种外语词典的习惯，周一英汉词典，周二德汉词典，周三英法词典，周四意西词典……当年在五七干校时，因灯光太弱他站在板凳上偷光读书。
钱锺书先生的妹夫石声淮教授，是我大学里的授业老师，英语极好，德语也棒，中华书局点校本十册《史记》，随便问哪一段哪一句，他基本都能准确地说出来，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移动的书橱”或“活动的图书馆”。
读书时有幸成为石老师的学生，教书时又有幸成为石老师的同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石老师绝非过目不忘，他的广博是他长期努力的结果。石老师为人特别单纯，比“两耳不闻窗外事”还要专注，他两耳连“窗内事”也不闻，他一生都享有不问柴米油盐的福分。钱师母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一生没有让石声淮师下过厨房。
今天我给大家讲个石声淮师的小故事。钱师母过世半年后，石老师到教研室对大家说：“我现在会下面了。”教研室所有老师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大家见他说得一本正经，每个人都想笑又不敢笑。有位老师恭恭敬敬地向他求教：“石老师，面要怎样下？”石老师一脸认真地告诉他：“面要水开了再下。”
当时的场景对我们都是严峻的考验，我肚里的肠子都快笑断了，但脸上又不敢笑出来。我的个天！他到八十多岁才知道，面要等到水开了再下！他是最有福气的那一代学人，每年薪俸又高，家中杂事又少，读书用心又专，石声淮师想不博学都很难！
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事业，大多都是我们这些平常人干出来的。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中，李白也许是一个绝顶的天才，其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清朝人说他那些杰作只须“用口一喷”，而我们常人则要用心“苦吟”。余光中也夸张地说，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可是，“铁杵磨成针”这个成语，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李白的天才来于他的勤奋。据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载，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弄得心灰意冷想放弃。回家时遇上老奶奶正在磨铁杵，一问才知道她是要把它磨成作针。
太白大受启发，又重回山中完成了他的学业。我们来听听他的自述：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上安州裴长史书》）
他从小就博览群书，从神仙鬼怪到诸子百家无所不读，枕边经常放着各种书籍，不知疲倦地吟诗作文。可见，他也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缝里一蹦出来就能大闹天宫。
杜甫就更老实了，虽然他自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毕竟是通过“读书破万卷”的勤学苦练，才达到“下笔如有神”创作佳境。表面上看，似乎李白诗歌是天才的结晶，而杜甫诗歌是人工的极致。
实际上，李杜二人那些万口传诵的诗篇，都是对他们汗水的奖赏。杜甫到老还“语不惊人死不休”，要把自己的诗歌写得更好更好。李白与杜甫，之所以成为李白与杜甫，不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而是在于他们的努力。
从古今中外伟人名人的生平中，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自信，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做更好的自己”。
03
要“做更好的自己”，除了要树立对自己才能的信心，还要有不服输的犟劲，有承受失败的韧劲。
每个人既可成为社会的栋梁，也可能成为街头的混混。到底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要看家庭的环境、学校的教育、人生的际遇，但更为关键的，要看自己是否有向上的激情，是否有持之以恒的的毅力，是否有百折不挠的韧性。
家庭只表明你出身门第的高低，学校只表明你教育背景的好坏，这些对一个人的成长当然重要，但并不能决定你个人成就的大小。
政界、商界、学界和企业界，许多名人都出自寒门，许多科学家的父母都目不识丁。从小就读名校当然不错，可我们大部分人的知识都来于自学。中小学就不用说了，就是大学课堂上老师教的那些甲乙丙丁，我们一考完就还给了老师，只记得他说过的那几句俏皮话，那几句口头禅，还有他做过的那几个怪相。
谁都有被尊重被承认的需要，没有谁一开始就想摆烂躺平。差别在于，有人一遇挫折就沮丧灰心，有人遇到挫折反而愈战愈勇；有人刚一跌倒就干脆卧倒，有人反复跌倒仍要挣扎挺起；有人可能还没输就想认输，有人就是输了也不服输。
朋友们，干任何事情遭受挫折是常态，而一帆风顺属于碰巧侥幸，“一帆风顺”在我们一生中比中彩票还难。
我反复对我的小孩和学生说，“一帆风顺”既不可能也不可贵，挫折失败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磨炼，经常挫折才能淬炼我们的面对的韧性，经常失败才能铸就不服输的犟劲。只有在挫折失败之后立马站起，我们才能“做更好的自己”。
这里我要向大家夸夸我自己。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上大学才开始正儿八经学英语。由于在小学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学英语的时候我不会拼单词，元音和辅音尚且发音不准，把元音和辅音拼在一块更不知道发什么音。从小到大就不怕读书，这回一看到那些像蝌蚪那样的英文就发怵，一要我拼读单词就全身出汗。
给我们班上英语的女老师叫宋淑慧，估计最多只比我大四五岁，人长得特别美，声音又格外甜。男生总还有一点男生的尊严，我最害怕她点我起来读课文，由于我学英语像个白痴，怕给年级的男同胞丢脸。大概上了一个月左右英语，全年级就来了一次初考。不管考哪门课我都“艺高人胆大”，不管会不会做我都要做，不管懂不懂我都要填，几十道填空题中总会蒙对一两道，我的考分肯定在0分以上10分以下。
没有公布考试成绩，可考后不久我就被“请”到了慢班。慢班是一个男老师上课，他生就的模样和我旗鼓相当，属于不管到哪里太太都放心的那种。降到慢班本来就觉得是奇耻大辱，再看到慢班老师那张苦脸我更苦上加苦。
很快我就找同寝室的李建国兄教我英语，他先纠正我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再教我元音和辅音的拼音。我一会拼单词了就猛背英语单词，背熟了单词就背整篇课文。上床之前我把一段段课文背一遍，上床后又重复默背几遍，不会背的地方早晨起床后重背。这样，我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很快我又回到了宋老师那个班，重回原班那天她还表扬我“进步很快”。
当时国家正百废待兴，武汉很难买到英语词典，我托班里王玲玲大姐从北京带一本《英汉小词典》。我每天背一页词典上的单词，周而复始地复习和默写，背了又忘，忘了又背，背了再忘，忘了再背，两三年下来我的单词量相当可观，两三年下来那本《英汉小词典》又破又烂。
通过几年的英语学习，我有一个可以荣获诺贝尔奖的重大发现——遗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怕遗忘。烦请看我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务必把我这个发现告知诺贝尔奖评委会。
一年级上学期我们年级没有开英语，在大学只学了三年半英语，毕业时我能阅读改写本英文小说，考研究生时英语好像得了70多分。
大学毕业前我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李建国兄把他的《袖珍英汉辞典》送给了我，他说这本辞典“你以后用得着，我以后用不着”，并且写下了言短情长的赠语。大学里很多书我都扔了，但他送给我的这本辞典一直珍藏着，一是珍惜我们的兄弟情谊，一是留恋那个发愤的岁月。
顺便说一下，大学上外国文学课的时候，我读朱生豪译的莎氏比亚戏剧入迷，从口里省钱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译莎氏全集。又和同寝室王祖国兄一起到武汉测绘学院去卖盗印本《英语九百句》，赚到钱以后又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的莎士比亚英文注释本。后来这些莎氏英文戏剧全都送人了，因为我根本无法读懂，但还保留了一本莎氏的十四行诗。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时不时把这本诗集拿出来，边摩挲边提醒自己说：“戴建业曾经是个上进青年。”
忠实于自己才能“做更好的自己”。不服输的犟劲还表现在不受别人摆布，不做别人希望你成为的人，而要做你自己想成为的人（Don’t be what you’re supposed to be. Be what you want to be.）。
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我一走上讲台就搞砸了。由于我的语音太有“个性”，同学们纷纷诉苦说听不懂。可能是同学们反应太强烈，教书不到一年学校就决定让我转行政岗。记得当时一位领导找我谈话——
“戴老师，学校初步决定让你转岗做行政。”
“我教书教得好好的，为什么让我转岗？”
“大家反映听不懂你讲话。”
“我不转。”
“为什么不转呢？搞行政同样是干革命工作。”
“你不是明明听懂了‘我不转’吗？为什么说大家都听不懂我讲话呢？”
不欢而散……
我立即去找中文系领导申诉（当时还没有成立文学院），并且告诉他们我的普通话提高很快。那时各大学七七级的研究生很少，我自己又没有犯什么错误，大概领导又决定暂不转岗以观后效。
1985年那年份磁带还没普及，更不说电视机了，我买了一台较好的收音机，一有空就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有个名为“阅读与欣赏”的栏目，每周有一位播音员朗诵著名散文和诗歌，他们的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一听他们说话我就心生羡慕。为此我特地订了一份广播节目报，提前把本周要讲的诗文都标注拼音，先自己反复诵读几遍，再听播音员是怎么读的。每周给同学们讲课，总会有一些热心快肠的同学，在课堂上当面指出我的发音错误。
几年下来，我慢慢练就了现在这口既标准又有个性的普通话。到给八八级同学上的时候，同学们就经常给我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一生的教学生涯中，我和八八级的同学最有感情，他们的掌声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后来同学们的掌声只是锦上添花。八八级同学们的掌声使我意识到：戴建业的普通话讲得不赖！
从此讲台上就算站稳了脚根，这一辈子粉笔灰算是吃定了。大家定能猜到，我当“戴老师”来之不易，所以我对“戴老师”这个称呼特别温暖，在某站上我直接就注名“戴建业老师”。
04
要“做更好的自己”，还要特别向同事和同行学习。
我一生谨记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诲，对任何人我都“择其善者而从之”。遇事就向师长求教，暗暗向同辈同行学习，也留心年轻同行的长处。
我一直告诫自己的孩子和研究生，时时盯着别人的缺点，你就不可能从别人那儿学到东西；要看到同学同行同事的每个优点，并暗下决心“见贤思齐”；要彻底屏除嫉妒的恶习，学会为同行同事的成就喝彩。
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我经常告诉他们某人某篇论文写得好，有时甚至提前通知他们复印好原文，上课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讨论。
先让同学们轮流发言，最后再由我来总结：从这篇的问题意识讲到选题，从论据搜集讲到论证方式，从文章的优点讲到文章的缺憾。很多同学反映说，这种方式让他们受益匪浅。
只有知道哪些人的哪些方面好，我们自己才能做得更好。
前不久，“戴门弟子”群的微信上，一位弟子转发了黄侃先生鄙视梁启超和王国维学问的“名言”，平时我很少在弟子群里发言，这次马上我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
虽然黄侃先生是我们黄冈乡贤，虽然他还是我老师的老师，假如这些言谈真出自黄先生之口，他轻诋王、梁学问的做法我难以苟同。黄侃先生是一代语言学大师，但他的学问和眼界，基本没有越出乾嘉学派的范围，而王、梁则是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大人物，二人都具有世界性眼光，梁横跨政学两界暂且不论，王国维是‘预流’于国际学术的大师。他早年自学英文，并以英文阅读康德和叔本华，所以能在学术上‘导其先路’。
王国维提出的问题、思考的路径和论证的方法，全都在黄侃先生的视野之外。王国维思辨的力度，学问的广度，逻辑的缜密，二十世纪的学界罕有其匹。更难得的是，王国维学问既非常渊博，感情又极其丰富，审美更异常细腻，《王国维词集》中许多杰作让人击节叹赏，臻于清人‘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的化境。王的追求、抱负、困惑、纠葛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初始碰撞的表征，也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即将焕发出创造活力的春讯。
黄侃先生的学问风骨可敬可佩，他诋毁同辈学者的狂傲不可学不可效。
我当了二十多年学科带头人，既和教研室的兄长们互敬互爱，也虚心向年轻的同事们学习，他们的学问才华都远高于我。我们学科成为文学院最温暖的大家庭。
我也时时向自己的研究生学习，昨天还有一个研究生教我发音，我连忙称她是我的“一字师”。
我的博士生翟满桂教授和我同龄，她博士论文《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出版时索序于我，我在该书的序文中说：
记得七八年前翟满桂报考我的博士生，第一次我没有录取她，不是因为她考试成绩不好，而是觉得她已是很有成就的教授，我自己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教她，再说她与我是同龄人，我只比她大几个月，觉得以后相处有些尴尬，第二次考试为她的精诚所动，才同意让她来华师一起共同学习。后来事实证明我的顾虑纯属多余，我们之间相处得特别愉快，我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朋友，我在她身上学到的东西，肯定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要多，尤其是她那坚韧不拔的毅力。
05
要“做更好的自己”，就一定要学会不能重复自己，重复自己其实就是抄袭自己。人一旦抄袭自己，立马就成了行尸走肉。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绝不可能“止于至善”。要学会把已有的成绩归零，永远“而今迈步从头越”。
如今，再也没有人来对我考核，我也用不着去申请评奖，用不着申报什么课题，更用不着去参加什么大会，“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真正到了可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时候，用现在最时髦的话来说，我可以放心地“躺平”了。
可我觉得，现在恰是“我的人生我做主”，这才是自己读书写作的最好时光，自己虽然满脸皱纹，满头白发，但双目犹炯，记忆仍强，精力更旺，此时要是自己早早地躺平了，那无异于让自己过早地自杀。几年前六十生日那天我写了一篇《六十自箴》，发誓“积学以要其成，力行以遂其志”。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作品，但愿我这部作品少一些败笔。眼下我心心念念的是如何超越自己，如何写出比过去更好的学术著作，如何写出对得起自己的散文，如何讲出更有深度更加生动的课程。
总之，我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我要走的路还有很长。过去我走了太多的弯路，犯了太多的错误，乞求老天还给我留下十几年光阴，让我读完一直想读而又未读的名著，让我草就刚刚动笔那些论著论文，让我再多写一点自己满意的散文，多译一点自己喜欢的英文。让余生能弥补一些过失，让此生减少一些遗憾。
希望自己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而是在自家的书桌前，和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
希望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能无愧地对自己说：“建业，你是好样的！”陶渊明说“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临终前还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我可没有陶渊明那么通透，还是希望我的朋友和网友，我的学生和亲人，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仍由衷地说：“戴建业，真是好样的！”当然，相比死后别人的评价，我更看重自己生前的感受。
朋友们，“最好”是人生的天花板，它让我们的人生止步不前，而“更好”则是不断进步的阶梯，它引导我们一直向上攀登，“做更好的自己”永不止步，也永无止境。
“做更好的自己”，既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也是一种人生的活法，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我们只知道“更好”没有终点，但不知道“更好”长什么模样。正因为不知道“更好”的模样，我们才会去追求“更好”，才会拼命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但愿我这篇冗长的文章，能坚定大家力争“更好”的信念，能鼓起大家生命的风帆，勇往直前地去“做更好的自己”！
文章转自：戴建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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