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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哀佳 石丹
当今世界面临着大国博弈日趋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中国如何给出对策，企业如何应对？面对严峻的冲击，中国的应对策略不仅决定着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命运，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世界格局乃至人类的未来。
2022年6月18日下午，中经传媒智库联合机械工业出版社主办了“智库思想汇·问道新经济系列”分享会，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广州商学院校长、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晓为大家作了“大国博弈与未来的世界经济”的主题分享。
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广州商学院校长、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李晓
如何认识中美关系？
1500年以来，凡是成功崛起的国家，都是掌握了那个时代科技先机、产业先机的国家。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后，李晓开始深入思考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美博弈的本质是什么？
中美贸易摩擦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场两国关于商品价格（关税）的争端。但是，李晓判定，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能解释的范畴。实际上，在现在的经济学中，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缺少了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更缺乏对社会公平公正的研究。因而经常对重大国际问题做出误判。在李晓看来，中美贸易摩擦不过是两国一场世纪性大国博弈的序幕。事实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演变完全证明了这一判断。
第二，美国凭什么成为世界霸主？
当中国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迎面相撞的时候，没有理由不保持理性和谨慎。理性和谨慎不是胆怯，而是对这个国家保持充分的理解和分析，否则无法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怠。在“美国究竟靠什么控制世界”的问题上，李晓认为主要是美元体系。美国不仅拥有强大的军力和工业实力，更有发达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确保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如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矛盾、冲突和乱局，都同美元体系和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高度相关。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及其变化抱有充分、深入的认知。
第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当前，很多人认为美国在搞“逆全球化”。李晓认为，这种认知很容易导致战略误判。从近500年来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历程看，全球化进程有快也有慢，更有停滞的时候，但它从来没有被逆过。今天，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全球化分裂”，即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关于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自由贸易等问题上失去了共识，两者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美国要做的，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去中国化”的全球化。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从市场的角度看，由于受中美大国博弈、疫情肆虐的“双重冲击”，尤其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调整、布局更加注重安全性，在个别地缘冲突地区，企业对安全的需求已经明显大于对效率的追求。
第四，要善于总结人类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果我们的相关研究只是关注大国如何成功，而不去注重研究、思考无数失败国家的教训，是非常危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1500年以来，凡是成功崛起的国家，都是掌握了那个时代科技先机、产业先机的国家；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是海洋性质的国家，所有失败的国家几乎都是大陆性质的国家；而向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国家多为大陆性质的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它们都未能成功。这些事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跨越历史上的“挑战国陷阱”。
第五，中国在面对重重压力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是坚持原有的发展理念、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应变，以新的发展理念、改革逻辑，找到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崛起的路径？这无疑是非常重大的课题。
为何要实行金融高水平开放？
为了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崛起，扩大金融业对外高水平开放、深化国内金融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针对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含义和意义，李晓指出，高水平金融开放本质上就是对标发达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度安排，通过“规则、制度型开放”而非传统的“门槛式开放”，使得金融市场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易壁垒及交易成本非常低，而且具备深度、广度及弹性，使得所有金融债权都有高效率的二级市场交易。他认为，有三个因素决定了未来一定要进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首先，金融高水平开放有助于防止脱钩，缓和中美摩擦、大国博弈以及美元体系的外部冲击。毫无疑问，加大金融开放是防止脱钩的重要保障。理论上讲，金融体系的开放和贸易体系的开放有很大差异。一方面，金融竞争和贸易竞争的成本风险不一样，贸易竞争只发生在个别产业领域，即便有些风险，其影响也是个别部门或个别产业的，完全可控。但如果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涉及到的是国民经济血脉，是关乎全局性的问题。所以，如何保持金融稳定，是比较严峻的考验。但与此同时，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相比，有着更为明显的自循环特征。对于国际金融体系而言，即便缺少了某些经济实力很强、军事实力或能源实力很强的国家，依然可以顺利运转。以现在的俄乌冲突局势为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金融制裁，但由于俄罗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仅为1.7 %左右，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仅为1.6%左右，美国对它进行全方位的金融制裁对自身的影响非常小。从这个角度讲，美元体系缺少了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仍然可以自我运作。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被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驱逐出去或者脱钩，那就基本失去了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内获得贸易、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其次，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地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但问题在于，目前中国内需动力相对比较弱。因此，今后中国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如何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减少甚至消除居民在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后顾之忧；第二是如何提高企业内外负债的融资水平，通过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前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依靠的是发掘“斯密动力”，今后40年，中国经济发展更需要挖掘“熊彼特动力”。
另一方面，从对外经济关系角度来看，今后中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可能成为常态。中国面临如何提高国际收支“延期调整能力”的问题。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一个国家能够支配的流动性资源越多，国际收支调整推迟的能力就越强。更重要的是，如果金融市场以本币作为节点交易越来越多、强度越大的话，外部金融市场对本币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大，进而将提高一国国际收支延迟调整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和发展，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崛起的重要因素。从近500年来全球大国兴衰过程来看，所有成功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金融革命、金融发展，即利用别人的资源（金）来实现自己的崛起。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崛起，扩大金融业对外高水平开放、深化国内金融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避免三个误区
金融史告诉我们，货币信用来源于制度，而非技术，历史上没有仅凭技术进步，或者用技术进步取代制度调整、改革可以促进信用增强的案例。
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天花板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同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误区高度相关，这是今后应该尽力避免的。
第一个误区，是以经济体量作为判定或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水平的标准，忽视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所以人民币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经济总量不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依据。货币地位的提升是规则和制度调整、改革的结果，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其经济总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线性关系。货币国际地位是该国综合实力和法治基础上的规则、制度建设的函数。货币竞争的本质是国家间的信用选择竞争。
第二个误区，主要从供给侧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缺少从需求侧的研究，大家都在研究如何让非居民“能够”持有人民币及其资产，而不重视如何使其“愿意”持有。换言之，迄今为止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重外而不重内”，认为只有让人民币跨境走出去方能实现货币国际化，而实际上，在境内金融市场上让非居民大量持有以该国货币标价的资产，进而促进对外负债与对外资产的本币化，这本身就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事实上，货币的贸易功能——计价、结算职能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金融业发展水平无关（出口融资只占金融业发展的很小一部分）。若要促进非居民对本币及其资产的长期持有，即提升本币的投资功能和储备功能，必须具有开放的、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不仅为各国官方，也为私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交易便利和稳定的市场预期。
第三个误区，目前还有一种强烈的声音，主张通过央行数字货币（DC/EP）构建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种论点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认为人民币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替代制度改革来实现国际化。李晓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无视货币本身天然具有的信用本质。金融史告诉我们，货币信用来源于制度，而非技术，历史上没有仅凭技术进步，或者用技术进步取代制度调整、改革可以促进信用增强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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