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考研，暨南大学考研分数线2023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柳宁馨 广州报道
12月26日，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举办了《当代青年的就业与创业——共议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研讨会，会议重点聚焦在疫情后时代青年就业和企业发展环境问题，并提出了未来提振公众信心、优化市场环境的建议。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辉华、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参与会议。
2012—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发展背后，是一群勇于探索、实干创新的企业家。一直以来，人们对企业家的创业故事都抱有极大的好奇心，也持续总结、分析这背后蕴含的企业家精神。在这场研讨中，对企业家精神、创业环境的讨论既能拓展到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时代机遇，也能落在对城市营商环境近20年发展数据的分析，也聚焦于创业过程中具体的人的故事。
关注青年与小镇创业家
孙宏艳带领团队调研全国6个城市的年龄在16岁-35岁之间的青年，勾勒出当下中国青年的就业意向图景：青年最想去国企和央企等体制内单位，第二是党政机关，第三是事业单位；青年喜欢去东部工作，最想去省会城市，然后才是“北上广深”。
对于青年创业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真正有创业想法又有行动的青年占比只有14.7%；青年认为创业最需要的是资金支持，第二是政策支持，还有知识和技术的支持。
孙宏艳在演讲中表示，青年对平台经济带来的创业机会更感兴趣，并对企业家在社会责任上的表现有更多的期待，因此建议加强青年就业价值引领、完善创业教育培训体系，发挥企业家对青年的正向引导作用，发挥平台经济对青年的创业吸引力，为青年提供精准化的创业服务。
付伟则关注数字时代的小镇创业家，基于数字经济在县域如何发展这一主题，他在暑期前往湖南、山西进行两个月的调研，“小镇创业青年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群体，他们呈现出高学历、新生代、都市返乡和青睐数字经济创业四个特征，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产业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对外连接者的角色。”
在付伟的研究中，小镇创业家的形象特征是，拥有相对较高的学历、拥有互联网思维、主要从事县域电商的都市返乡新生代创业青年。
他尤其注意到，小镇创业家具有产品思维，例如能够想到把五斤装的小米转变为开袋即煮的单人小袋包装，符合都市白领的消费习惯，也尝试把黑豆原料磨成粉包装成“三黑粉”，符合当下健康饮食的趋势。
“电商化的实现离不开县域里一整套产业链的配套。以山西省临县的红枣产业链为例，82万亩红枣由农民分散种，枣贩子收购后再给加工户进行加工，最后由5家大的加工企业加工成枣浆、枣夹核桃等76种产品。”在付伟看来，电商产业链依托于县域既有产业链。
付伟认为，要把小镇创业家这种创业趋势和形态变成繁荣场景，还需要解决小镇创业家与县域生态即县域产业链和生活配套的问题、平衡好数字平台与小镇企业家的关系、改善创业环境和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与全球价值链对创业的影响
聂辉华从城市角度关注营商环境与创业。他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问题，“我们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所有制歧视，而是规模歧视。我之前的研究发现，以补贴为例，补贴并不是完全根据所有制来分配，主要根据规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同一比较规模基础上，在获得补贴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
聂辉华认为，中国创业环境总体上稳步向好。未来一个地方要促进创业，在营商环境方面可以做的事情是吸引更多的人口、扩大市场规模、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聂辉华首先定义营商环境和创业：营商环境指营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机制体制因素和条件，创业在这个研究中是新增市场主体数量。
他统计了2000-2019年每年中国新增市场主体的数量发现，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的新增市场主体从绝对量来看增长得非常快。其中，2002年和2012年是两个高峰期。
聂辉华从数据中还得出一些结论：以创业密度即每年的市场新增主体数除以当地的人口数这一指标看，最近10年南方城市创业密度普遍开始增加，南北差异是最近10年才出现的情况。
聂辉华对统计数据做了回归分析，探讨哪些营商环境要素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创业。从创业密度看，他发现最重要的因素第一是人口的增长率，第二是城市的GDP，第三是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从城市领导人特征对一个地方创业环境的影响看，风格比较稳健的一把手对当地的创业环境不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其他变量不显著；从政商关系看，清白的政商关系更显著，亲近的政商关系不显著。
“廉洁的营商环境更为重要。尽管在短期内政府对企业提高服务，可能能够带来一些正面作用，但长期来看，这些作用基本上会被城市的固定效应稀释掉，长期来讲廉洁的营商环境更为重要。”聂辉华分析认为。
邢予青则从全球价值链升级角度讨论企业家精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中国需要进一步往前走，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真正实现自己的工业化，中国面临着两个陷阱，一个陷阱叫‘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一个陷阱叫‘低增加值陷阱’。”邢予青说。
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指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失去了依靠劳动力成本获得的出口制造产品的优势之后，却无法进入被发达国家垄断的高增加值的产业，他们人均国民收入长期徘徊在1000-12000之间徘徊。
低增加值陷阱主要指在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制造的主要方式之后，发展中国家经常是以低技术和低劳动成本为优势进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加值环节，但是由于他们缺乏技术进步、缺乏创新，因此会被长期锁定在低增加值环节。
邢予青的讨论落点在于：中国如何越过这两个陷阱或者不为这两个陷阱所束缚，能够真正迈向发达国家，实现自己的工业化？
“唯一的方法就是创新，创新又包括产品方式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邢予青说，“我认为中国能够在40年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实际上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利用了全球价值链来推进自己的工业化，并且没有陷入低增加值陷阱。”
而全球价值链是创造一个产品全部价值的所有工序，包括研发、设计、品牌打造、零部件制造、组装、批发和零售。
“中国企业沿着全球价值链的创新模式有两种，一个是线性创新，另一个是非线性创新。全球价值链战略提供了中国企业进行非线性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一种路径，中国的企业一开始仅仅从事组装，然后从组装直接跳跃到产品的设计和品牌打造，中国手机企业例如OPPO、小米的发展过程是重要案例。” 邢予青说。
如今，在白色家电、电脑产业、手机制造、汽车制造等许多产业，中国已经实现了非常显著的技术进步，沿着全球价值链获得更多的增加值，并且自己成为了一个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能够打造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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