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顾颉刚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根互间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
顾颉刚先生1922年在《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一文中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个规律的意思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第二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说这个规律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以后,顾先生又提出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它是与封建正宗史学针锋相对的。比如汉代司马迁,在汉儒“天人之学”盛行的年代里,他不以蓝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学世界观阐述历史,而是“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求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轨迹。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不过是一部“普华久谢”的陈籍。批评《尚书》“略举纲维,务存褒贬,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其史料价值连诸子百家之书都不如。清代姚际恒著《九经通论》,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典章制度、文体句式等各方面考辨古书真伪,把儒家经籍区别为“别伪”、“存真”两大类,说《易经》、《周礼》皆系后人伪造,绝非圣人之言。这些古代学者,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没有能够脱离儒家经学樊篱,但他们不盲目信古从古,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相对地动摇了儒家经学的权威,从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疑古疑经、辨伪求真的优良传统。顾颉刚先生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形成自己的疑古思想的。
“五四”以后,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大流派。“信古派”,抱残守缺,坚持封建主义史学立场,是“五四”后中国史学界的一股逆流。王国维先生创始的“考古派”,把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参验,以甲骨证商史,以金文证周史,“补证纸上之材料”,“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王国维《古史新证》)他们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话考证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奠定了真实、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坚实基础。“释古派”,以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将史料融会贯通,“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仅要阐明历史的真相,而且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与“信古派”持反对立场,力图扫荡不科学、不真实的古史传说;与“考古派”态度相近,力图建设真实、科学的古史体系。“疑古振”与“考古派”的工作,是“释古派”史学研究的前提。所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及其学术实践,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顾颉刚先生考辨、研究古史,运用的是近现代西方学术方法。顾先生学习并运用这些方法,主要得益于他的老师胡适。他曾说,二十年代初期,听了胡适的讲学,读了胡适发表的文章,不仅知道最合自己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而且从中领悟并接受了史学方法。这方法就是考辨古史,“不但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逐渐演变的线索”。研究历史,必须“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参阅顾颜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两千多年来,大家都信从《帝系姓》、《五帝德》上的世系的说法,以为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出于一元;又信从《禹贡》、《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以为中国的疆域在黄帝时已是“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了,地域也早就一统。
顾颉刚先生认为,传统的古史体系“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古史辨.弟一册自序》)。在《崔东壁遗书·序》中,顾先生写道:“古人太没有历史观念了,所以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史料。”顾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便应当是搜集史料,审定史料。我们不仅要继续从事古代学者做过的辨伪工作,而且我们的辨伪工作一定要比他们更进一步。古代学者辨伪有一个根本缺点,就是“必要拿自己放在一个家派里才敢说话”(顾颜刚《论辨伪工作书》,见《古史辨》第一册。)这就不可能真正摆脱人话、鬼话、神话兼而有之的儒家经学的束缚,其结果是没能做到真正的辨伪,而且在辨旧伪的同时又造出了许多的新伪。我们生活在扫除了一切封建偶像的思想解放的时代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异己力量可以禁锢我们的思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尽量发出,别人的长处择善而从,不受家派的节制。”(同上)因此,顾靓刚先生提出想做三种书:《伪史源》、《伪史例》和《伪史对鞫》。他说:所谓“源”,就是伪史的“递变之迹”;所谓“例”,就是造伪者的心理,即伪史所以能成立并流传开来的原因;所谓“对鞫”,就是把造伪者相互“低与告的话集录下来,比较看着,教他们不能作遁辞”。(参阅顾颜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同上书)。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封建史学全部失其立足之点,也才能使今日与未来的新史学成为建筑于真实基础上的历史科学。他认为,“历史演进法”正是整理、研究古史传说的钥匙,正是解决古史中许多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只要用了看角色的眼光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知道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低毁的层次。”(同上)“历史演进法”虽未必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运用这方法研究历史,确可在某些方面揭示历史传说变迁的轨迹。比如:顾先生引《诗经》中《商颂》、《大雅》等资料,说明西周至春秋初年,人们对于古代历史并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自己的始祖,而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于意识之中,更役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到作《论语》时,有了禹,并且禹之前有了尧、舜,但这时的尧、舜还是受人推祟的理想的古王,并无事实可称道,而到作《尧典》、《皋陶说》、《禹贡》诸篇时,尧、舜的名下已被人们记载了许多王功圣德,这人化的圣王似乎确实曾存在于远古时代的了。自战国以至西汉,人们出于种种需要,充分创造伪史,不仅进一步使尧、舜人化,而且在尧、舜之前又加上许多帝王名号,终于形成了盘古、天皇、地皇、泰皇、疱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古史体系。(参阅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在这里,顾先生运用“历史演进法”分析传统的古史体系,说明了各时代的人伪造古史的原因,这对春秋至秦汉的政怡史、学术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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