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考研，国画专业考研选哪个学校
陈丹青《沈周与董其昌双重奏》，布面油画，101.2 × 228.3cm ， 2014
去年夏天随朋友去烟台玩。为了酬谢地主，我们画画。我不愿对景写生，主人翻出一本台北故宫版国画画册。掀到米元章山水那一页，垫在旅社的床单上，又随手摆了几枚钞票（没有任何意思，只为纸币与画册、床单的浅调子似乎相谐），另无选择画起来。
回纽约后，我就此翻出国画画册对准了画，一路画到今天不停歇，转了筋落了枕似的，怎么办呢，事情更添一层跷蹊。我不愿假国画画论那套“话语”来谈论这批“国画”活见鬼，是不是很像国画？我单只一口咬定这是静物写生。或者以“此地无银”式的窘态，取马格丽特著名的画题《这不是烟斗》移作我的可能是多余的声明：这不是国画。
玛格丽特《这不是烟斗》
搬用哲学的辞令，“相似”不是同一，而是“表象的表象”。我崇拜表象。库而贝说：“我从不画我没见过的事物”，那是写实主义绘画在可表现的与不可表现的事物之间自设的分界。
超现实主义创造的那个匪夷所思的世界，不可能“亲眼看见”（除了在画册上）。我是写实主义死党，冥顽愚忠，只认“亲眼看见”。即便眼睛一再被骗，我仍然无条件相信这一对无辜的活宝。
眼睛是“盲目”的。
《明人与鲁本斯》，布面油彩，76 × 202 cm，2015
现在我瞧着自己的油画静物，它曾使西方经典显得陌生。这一回，当我们熟悉的“国画”经典在亚麻布上宛然现时，油画也陌生了。二者既被表现，又未被表现。作为双重的表象，带着双重的陌生与熟悉，复合、重叠在同一个画面上。
人会被自己干的事情弄傻了。怎会如此？我的手也许知道，但文字说不究竟。
再说下去，我能不能用“性”事作比喻（请原谅）：假定绘画的“性”生活是 画领域内求偶寻欢，那么，算“同性恋”还是“自恋”（或许二者皆然）？“国画”既经介入，又该视作“异性”、“第三”，还是“性错乱”（或许三者皆然）？油画阳性，国画阴性。在中国，唱花旦的彩衣下藏着男身：但这些静物画袒呈油画的“性徵”，并未易装。
就我所见，中国油画家有过以油画画“国画”的例。一是取国画的“美学”，更换媒材（但不取可指称的经典），印成模糊的画片后，像是“改良国画”；一是取国画的“模样”，卡通式地临摹元明期青绿山水，空白处画上飞机，有波普绘画的意思。
董其昌 峒关蒲雪图
我无意改良（“新国画”的宏论在我听来有如梵文般不可解）。波普的意思则不能说没有（利用现成品，复制印刷品，重复、单调等等），但波普艺术家篡取图象，不事写生。
古典国画的“美学”，高度自给自足，动不得。我思慕喜欢她，却从未与宣纸玩耍。如今攥着“写生”（观看）、“画册”（被观看）这两张牌，我与她一厢情愿敬而远之的关系遂出现良性的离间状态。不褒渎、不打搅她，我可以用另一种工具画她。她也可以被我画，因为画册上的“她”，只是替身。
明 董其昌 泉光云影图
不过这种剥离、占有而不惊动“事主”的勾当，“赝品”和“印刷术”早做到了。前者需要同样的媒材（媒材也得乱真），与我无涉。后者衍生当代绘画的“复制品的再现”，借以玩味手艺背后的观念。观念艺术，有趣的，但也就不免是圈套、俗套（假如那观念可言说、可渡让的话）。“熟悉”而“陌生”，“陌生的相似”，都不难。即便做到了，换来片刻诧异，略有所思，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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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搜罗各种国画画册，格外挑剔。大部分画册的版式并不宜于写生，许多名篇也难组入画局。空灵如倪瓒，至今未见合适的版本。堂堂宋画，山重水复，一时奈何不得。看画友刘丹案头郭忠恕《辋川别业图》册，头顶生烟。手边有日本二玄社精制的《颜真卿祭侄稿》，几近真迹，战战兢兢取出放回，未敢率尔写生。有谁愿意出借经典的真迹予我？不是先迷恋国画而后去画，是画起来渐渐迷恋，以至耽溺而自失。
五代 郭忠恕 临王维辋川图
如今我与国画的关系已颠倒错乱。除了守着一摊油画工具，我变得不爱看油画。古人论画，称阅读不如背诵，背诵不如抄写。绘画亦然。倘非亲手临摹，此前我莫说不曾“懂得”，甚至谈不上“看见”国画——奇怪，经由临写国画，我的油画手艺长进了。我却恍然自以为真的 是在画国画。
颜真卿《祭侄稿》
年少时，折服于异国的、异性般的油画魅力，为之勾引。近来我“画国画”的心理体验竟像是再次面对异性魅力、异国文化，不由得自陷于“异族”立场，如毕加索那样，仰慕，甚至暗暗嫉妒古典中国画，他对张大千说：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知道怎样画画。
大都会藏 董其昌山水册页
最后，有必要强调我是中国人么——“山林自寇，源泉自盗”。董其昌复生，分配在江南某省国画院，瞧着新中国的“新国画”和“土油画”，恐怕会误以为作者都是夷人吧。我愿脱帽鞠躬，向他敬呈纽约大都会美术馆1992年版巨型画册《董其昌和他的时代》。他一定不认得封面上英文拼写的自家姓名，在西方编辑刻意剪裁放大缩小的图例中，但愿他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上百幅山水画。
“绘画死了”，这句话，当代中国人也学会了说，自然，都是活人说的话。
董其昌 仿古山水图
西洋人喜欢阶段性 地、分门别类地宣称事物的死亡。罗兰·巴特的高论即“作者死了”。南美人博尔赫斯的意见，则以为再古老的画，只要现而今还有人在读它，读到意会感动之处，那么，百千年前的作者在字里行间就还好好活着，并没有死。但他与巴特或许不再讲同一道理，各有所指、各有所见吧。
从前的中国人不作兴这一套说法。中国人讲究前生与来世。我曾听得一位师长说，松江人董其昌确知自己和尚投胎，述及前世因缘，廊门、法号言之凿凿。
我相信他。年来我天天聚精会神描摹他的遗泽。
忽而一念：不知董老太爷可曾细想过自己的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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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留步！留个言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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