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1.11.12
摘要
作为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研究型大学投身社会服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教育生态系统理论，以5所一流研究型大学为案例，识别了研究型大学高质量开展社会服务的关键要素，包括社会服务目标、实践载体、组织机构、条件资源和制度规范五个关键维度及其构成要素，并梳理了各要素的运行逻辑。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具有目标导向性、系统联动性、协同创新性特点，是一个由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复杂系统。有别于“第三职能”或“终端服务”，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强调“学术的全过程参与”。为高质量服务社会，研究型大学要主动承担起培养社会服务主体的责任、积极转变科学研究范式、逐步淡化“交付式”服务供给模式、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路径，坚守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的信念，将高等教育强国的理念落到实处，为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贡献力量。
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关键要素；运行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型大学作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机构，拥有高端的科研水准和丰富的智力资源，在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型大学在开展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还肩负着社会服务的责任和使命。我国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指出，“双一流”建设要突出质量效益、社会贡献度和国际影响力。在“双一流”建设语境下，国家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中，研究型大学理应体现出较高的社会贡献度。然而，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竞赛中，研究型大学普遍重视学科排名，并未充分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在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对科技创新产生了巨大需求，而研究型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原始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尤其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功能性上还有较大的现实差距。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与社会价值实现出现了错位，普遍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重研究轻运用，难以保证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研究型大学亟需重新审视并“重构”自身的社会服务职能，以回应内外部的诸多变化和挑战。
因此，如何提升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能力，实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应成为研究型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国内外5所研究型大学为样本，采用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多案例研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创新驱动时代，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包括哪些关键要素？这些要素有何运行逻辑，何以高质量服务社会？回答上述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内涵，全面客观地认识研究型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近代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救国图强、民族复兴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积极投身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浪潮中，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多项战略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以“211工程”“985工程”为载体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尤其是“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整体办学水平领先，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的重要标志。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研究型大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以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进步和文化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大学投身社会服务的文件，如2012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大学要全方位开展社会服务，拓展社会服务范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鼓励大学要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的互动；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大学培养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人才和理工农医类人才。在国家政策引领下，研究型大学积极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质量。
学界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刘兴凯等研究了英国“科研卓越评估框架（REF）”，着重评价大学科研活动对学术界以外的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从2019年开始“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也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我国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也将“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列为重点指标。夏清华探讨了公众对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情况。Audretsch探讨了研究型大学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李世超和苏竣提出研究型大学要转向创业创新型大学，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多位学者广泛研究了国外研究型大学服务社会的经验，如华盛顿大学助推新型城市建设的路径，美国创新创业型大学将学术科学转化为经济引擎的做法，威斯康星大学在创新驱动过程中的实现路径等。
高等教育机构社会服务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但从理论层面集中考察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较少，对其构成要素及运行逻辑尚未给出清晰解释。大部分研究主要是静态考察社会服务的类型和结果，注重社会服务的“工具理性”，对其“价值理性”追问较少。从实践层面来看，制约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因素主要有：国家鼓励大学社会服务的政策没有转化为大学的方案，缺乏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大学对社会服务认识不足，服务领域狭窄、师生参与度不高等，而从理论上深入分析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本质和内涵，识别社会服务的构成要素，理清各要素的运行逻辑，是从根本上提高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能力、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以定性分析为前提，通过对文献内容“量”的分析，将分析结果用统计数字描述出来，以获得在一般定性分析中难以找到的联系和规律，有助于克服定性资料分析中受主观影响的缺陷，提高资料分析的客观性，对文献资料进行更深刻、更精确的解读。此外，内容分析法将大量零散式、碎片化的文本内容以量化分析的方式转化为系统性的文字表达形式，推理归纳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适合分析一些较难观测到或较难接近的复杂社会问题。
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涉及大学人才培养过程、科学研究范式的转移及社会服务各环节，需要深入分析服务主体及服务环境各要素的互动关系，而长时间的介入跟踪研究显得相对困难，使用内容分析法则可以实现对文本资料、访谈文本、新闻报道等资料的客观分析，采用规范的编码方法对所收集到的文本进行层级分析，提炼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关键要素和运行逻辑，从理论上对研究问题进行回应。
（二）研究样本
样本质量对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阐释力有较大影响，决定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适用范围，研究大多采用“立意抽样”，应尽可能选择研究者方便获取资料的案例样本。本研究选取了5所国内外研究型大学作为案例样本，选取原则为：一是综合考虑案例高校所在国别、历史渊源、学术声誉；二是兼顾案例高校社会服务实践是否具有典型性和普适性，能否为大学职能发展及其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三是考虑研究者对国内外案例高校资料的获取度和便利度。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选取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源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近年来在解决社会重大挑战方面成绩突出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国社会服务运行体系较为完善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以上案例高校均属于所在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在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大学声誉稳定；此外，选取多个案例样本有助于开展跨案例比较，确认每一个识别出的关键要素是多个案例高校的共性，符合本研究探索一流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关键要素的诉求。借鉴美国学者曼宁提出的案例资料收集框架，从研究对象所涉及场所、主体、重要事件和过程四个维度来设定资料收集范围，（见表1）以提高资料获取的质量和分析的针对性。
根据这一框架，以上案例高校的研究资料均通过调研、访谈和多渠道收集获得。首先以“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University Public Service”“Public Engagement”“大学社会服务”“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s数据库检索文献，整理公开文献资料中与案例高校相关的内容。其次，在案例高校的官方网站、图书资料室收集相关资料；收集国家和地区有关高校社会服务的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第三，对案例高校进行调研，对高校管理者、教授、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1~2小时，受访人员30余人次，每次访谈前与访谈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文本通过邮件请受访者确认，其他资料包括受访者提供的实物资料、佐证材料等。将以上渠道获取的信息进行整合，最终整理出五个相对完整的案例研究文本，并以此作为文本编码素材。
（三）资料分析
1. 理论借鉴。美国教育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提出了“教育生态学（Educational Biology）”这一概念，其核心要点是“教育结构（Configurations of Education）”。克雷明将教育看作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教育主体和教育组织是其关键要素。这一系统不断与内外部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这些要素又动态地呈现出一致与矛盾、平衡与失衡的关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同理，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整体，由教育主体和教育环境构成，这一系统有极强的可调控性，各要素和生态环境之间有着特殊的连接方式。研究型大学作为典型的高等教育组织，具有松散联合的特征，是一个由目标战略、结构、流程、制度和资源等要素构成的特定组织。本研究借鉴教育生态系统理论，将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看作是一个由教育主体和教育环境相互作用、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并根据这一理论来分析案例资料。
从教育生态系统理论出发，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不是碎片化、功利化和终端化的服务供给，而是“学术的全过程参与”，社会服务理念贯穿了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始终，成为研究型大学提升社会认可度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研究型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如下：①目标导向性。社会服务有很强的目标导向，规划先行，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倡导面向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学研究范式。②系统联动性。社会服务并非单独存在的“服务”，而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社会服务与学校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水乳交融，同时，教学、学习、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之间具有强相关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间的知识流动、智力交融代表着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这一系统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同各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为区域、国家甚至全球重大挑战性事务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③协同创新性。在创新驱动时代，研究型大学已突破路径依赖，从原先因需提供服务的被动局面转为主动对接国家和地区发展需求的模式，以开放共赢的姿态与各利益相关方展开互动。
2. 初始编码。在质性研究中，构建良好类目表的核心在于对资料进行编码，并以条目的形式呈现出描述性代码。为保证研究信度及编码的一致性，研究者在编码过程中邀请了两位博士研究生组成编码小组，采用手工编码代替软件编码，以保证编码准确客观，最小的分析单元是每个案例文本中的句子，反复阅读后提取具有一定意义的文字，当对某一文本的编码一致性低于70%时，小组成员会进行协商，以确保各个文本编码一致。整合编码结果后，共得到301条描述性代码。
3. 构建类目表。在得出描述性代码后，要依据同一个标准将这些条目再次进行编码归类，确保所有分析单元都可以归纳到相应的类别下。本研究以教育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类目表，将所得到的描述性代码分门别类地编排好，分析什么样的主题代表什么样的类目。为了精确提炼出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条目，再次对301条描述性代码进行筛选，合并同类项后将剩下的216个描述性代码逐一进行归类，分别归到社会服务目标、学生、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等要素下。根据这些要素呈现的共同主题，进一步将其整合为16个关键要素。此时，关键要素已初步呈现出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类目框架，并逐渐向所要解决的研究问题靠拢。最终，研究者从社会服务目标、实践载体、组织机构、条件资源、制度规范五个维度，凝练出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关键要素。（见表2）
4. 饱和度与效度检验。编码小组对五个案例素材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同时邀请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两位教授对类目表饱和度进行检查。结果表明，素材中没有再出现新的描述性代码、关键要素代码或范畴，说明类目表理论饱和度可行，且效度良好。
三、结果与讨论
（一）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关键要素
本研究识别了研究型大学高质量服务社会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社会服务目标、实践载体、组织机构、条件资源和制度规范5个关键维度及构成要素，以下结合案例资料对构成要素进行阐述。
1. 社会服务目标。大学对国家的益处不在于一种直接的实用性，大学对国家的服务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产品。因此，本研究识别了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目标和直接社会服务目标。案例高校对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提出了清晰可执行的目标，没有出现明显的“教学漂移”和“科研漂移”现象，希望培养出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注重将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需求相衔接。在科学研究上，研究型大学出现了明显的科研范式转向，多以“重大问题解决”为导向，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又能逐渐缩小基础学科和应用性学科之间的鸿沟，使“求真”与“致用”相互通约。当然，在终端服务输出上，案例高校均加强与政府、产业界及各利益相关方合作，产出创新性研究成果。
2. 实践载体。参照英国学者安吉·哈特提出的大学公共参与分类框架，本研究将服务的实践载体归纳为六个子类。其一，向社会开放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向社会提供知识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服务模式。其二，高校开展社会服务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提供服务的主体是数量庞大的学生、教师。案例高校十分重视培养师生参与社会服务的意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全校90多个部门开设110多门服务学习课程、社区志愿者课程，形成集理论学习、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于一体的社会服务模式；鼓励教师开展基于社区需求的研究，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其三，研究型大学秉持“将大学送到人民中间去”的理念，与政府、产业界共建大学研究区、孵化器、产学研合作平台，与地方共建研究机构，不断拓展大学参与公共事务的边界。此外，案例高校普遍重视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关系，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在大学官网开设“国内合作”“社会服务”等专栏，避免“交付式”合作带来的人力物力浪费。
3. 组织机构。案例高校社会服务的开展呈现出有组织、有计划的趋势。国内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一般都有正式的实体组织机构和相应的人才队伍，如地方合作处、产学研办公室、技术转移及对口支援等部门，国外为拓展与服务副校长办公室、社区服务中心、大学公共参与事务部等。研究型大学将社会服务活动融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并充分考虑与之相关的机构建设、经费预算及运行组织等事务，使社会服务逐渐规范化和长效化。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诞生了一批非实体组织，如大学研究区俱乐部、国家大学科技园区联盟、大学社会参与专家智库等。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的互相联合，使研究型大学得以大范围进行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呈现“上下能衔接、左右互沟通”的有序局面。
4. 资源条件。研究型大学办学水平、公共参与平台建设、资金和政策支持等是开展社会服务的支撑保障，直接关系到社会服务质量的高低。研究型大学搭建多元化的服务平台，整合零散式、单一式服务，与外界建立实质性、互动性合作关系。案例高校的平台建设包括学生社会实践平台、协同创新平台、跨学科人才培养平台、跨界合作平台等。各案例高校都有不同形式的校级、省市级和国家级资金支持，有力地保障了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开展。此外，国家和地方对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政策支持也十分重要，如国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等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型大学对接国家和社会需求指明了方向。同时，基于对国家政策方针的理解，大学本身也出台了鼓励教师参与公共事务、学生走向社会的政策文件。
5. 制度规范。制度规范是保证大学高质量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前提，案例高校基本出台了相应的制度规范，如在校级层面制定社会服务管理办法、大学师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指南和操作流程。此外，制定社会服务规划既有利于精准对接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也有利于大学将成熟的科研成果分批次、分阶段进行转化，而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又能够反哺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缩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鸿沟，由纯粹应用类服务向前瞻性、探索性研究深入，不断促进新知识生产。
（二）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运行模式
为理清各关键要素的互动关系和运行逻辑，本研究尝试构建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运行模式。学界对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运行模式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其作为教育模式的一种，有着教育模式构建的共性和特点。已有研究或从人才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支撑条件等来建构，或从发展模式、过程模式和目标模式来建构。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是一个由各关键要素相互作用的系统，这一系统以立德树人为导向，以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改革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为目标，倡导以解决社会重大挑战为导向的科学研究范式；在强大的科研能力和智力资源支撑下，研究型大学积极调动学生和教师投身社会服务，将服务理念贯穿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全过程；同时，在一系列管理制度的保障下，由诸多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统筹协调资源，引导研究型大学与内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从而促成高质量的社会服务。（见图1）
明确的目标和定位是研究型大学开展社会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师生共享的价值追求与愿景。研究型大学基于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需求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科学研究目标是社会服务的源头活水。井然有序的社会服务组织机构是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的重要建制，正式组织机构和非正式组织机构发挥着统筹协调人力物力、系统整合内外部资源的重要作用，避免社会服务活动的无序化。多元开放的社会服务载体是顺利实现服务目标的重要路径，从学生、教师参与公共活动、敞开大门办学等实践载体可以判断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是否“顶天立地”，不断拓展社会服务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有助于提升学术声誉。强劲有力科研和人才资源为研究型大学开展社会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卓越的学术水平、一流的服务平台、充足的资金支持和稳健的政策支持有效支撑着研究型大学开展高水平的社会服务。科学规范的制度建设是保障研究型大学高标准严要求开展社会服务的前提，对社会服务活动进行监督，明确权责，赋予大学社会服务活动合理合法性。
四、研究型大学高质量开展社会服务的对策
西方语境中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传统经同中国文化不断作用和调适后，最终变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思想。拥有强大科研能力和智力资源的研究型大学，在追求“知识自由”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借鉴案例高校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提出研究型大学高质量开展社会服务的对策。
（一）强化社会服务主体的培养
研究型大学要准确定位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服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加强跟踪研究和分析研判，准确把握科技发展前沿和人才需求。首先，研究型大学要积极鼓励教师创造社会价值，在教师科研评价中要注重评价其在发现科学理论、解决科技难题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如威斯康星大学努力将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的每一个新想法、新点子都融入公共领域中，注重考察师生的社会贡献度。清华大学鼓励教师和行政人员拓展社会服务，以社会服务带动师资培养，保证教师学术研究的公共性和卓越性。其次，研究型大学要把人才培养统一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上来，落实“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服务国家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改革理念。“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为学生提供创造知识、验证知识的好机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力。研究型大学要系统研发一批集“学习、研究、实践”于一体的本科生服务学习课程，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实际贡献。第三，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型大学在学科设置上要体现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探索以交叉为特色、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研究生跨学科培养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二）转变科学研究范式
当前，多学科交叉汇聚和多技术跨界融合已成为常态，加紧谋划多学科交叉会聚的战略方向，既是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的需要，也是面向未来、决胜未来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等领域面临的诸多难题，亟需多学科攻关解决，客观上要求研究型大学整合学科优势，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整合大学内各院系，将各个院系的优势资源整合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所或研究项目，并成了专门的“跨学科事务及项目研究组织办公室（UCLA Office of Interdisciplinary Affairs & Organized Research ）”，统筹管理跨学科、跨校区、跨区域研究事宜。此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与多所高校合作构建了跨学科研究平台，致力于解决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等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性问题。浙江大学筹建了交叉学部，制定了交叉学科群发展规划，建立了学科、人才、科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在量子计算与感知、生态文明、环境科技创新、农业育种、精准医学等10个领域实施了面向未来的学科会聚研究计划。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以学科或专业为划分、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研究坚定了大学作为科学殿堂的崇高理想，但独立进行的科研活动缺乏现实关照。因此，大学科研生产模式亟需由模式一向模式二转变，使知识生成于应用的语境中，促进研究型大学与大学内外部组织的协同合作，构建多中心、多主体协同发展的知识生产模式，共同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借鉴创业型大学的良好经验
创业型大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服务导向，重塑了大学社会服务的形式与内容，也彻底改造了传统大学的精神面貌，直接促成了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办学理念的又一次更新。近年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丰富多彩的社会服务实践，折射了其前沿的办学理念、灵活的办学制度和具有创业精神的学术思维，将赠地学院社会服务的传统发扬光大，并不断赋予“威斯康星理念”新的内涵和使命。创业型大学将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结合起来，使知识生产市场化，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浙江大学于2017年成立了创新创业研究院，旨在发挥浙江大学学科、人才、科技和国际合作资源优势，整合校友力量，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推动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为广大师生和校友打造一流的创新创业平台，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知识经济时代催生着大学传统角色的升级换代，不断推动着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轨，研究型大学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办学。把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成创新型大学，对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可以看作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四）逐渐淡化终端服务供给模式
以往研究大学服务社会的学者，不乏狭义地将社会服务等同于大学给社会提供终端服务的现象，从而单纯地将社会服务看作产学研合作、直接振兴经济发展等微观方面的合作。近年来，清华大学逐渐淡化以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交付式”“短期性”“功利性”研究，除了开展直接解决问题的研究外，清华大学与企业联合，探索产业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开展面向未来的技术领域探索型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开发性研究，使产学研成为集知识生产、知识运用、知识增值、知识再生产的完整循环链，以深度合作促学术发展。清华大学梳理、凝练国家重大项目成果，分批次推广转化到地方去，不断拓展大学参与社会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卓越的学术才能造就卓越的社会服务，只在社会服务终端上努力，容易本末倒置。
（五）深入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路径
研究型大学在社会服务中要尽量避免“偏科”或应用学科“一边倒”的服务取向。从案例高校的例子来看，多数偏重应用性学科与社会的对接。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和时代精神发展的重要标志，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与科技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性和显著性相比，人文社会科学体现出来的社会效益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面对日益纷繁的外部世界的诱惑，人文社会科学是大学“象牙塔”精神的守护者，也是社会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在大学的社会服务中，人文社会科学是发挥人文关怀、引领社会精神风貌的重要媒介，服务社会的路径更多的是以思想观念形式出现的。研究型大学拥有深厚的人文资源，却没有充分开发利用，学校需要积极策划、组织协调，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路径。
（六）坚守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的信念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研究型大学首先成为我国“双一流”建设的主要对象，国家花大力气建设的一流大学在面对重大社会变迁和挑战时，是亦步亦趋还是积极发挥智力成果和人力资源作用，积极应对变革？在这一点上，案例高校体现了鲜明的社会服务理念和从容的应对气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味地追求一流容易导致大学与民族国家的疏离。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研究型大学，要通盘考虑社会服务，主动把为社会服务的理念贯穿在自身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使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协调发展，在高等教育界“争先锋、走前头”，将高等教育强国的理念落到实处，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资助项目“面向创新驱动的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运行模式研究”（Y202045574）的研究成果】
作者
胡昌翠，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
石晓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102488
《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11期“研究与探索”栏目
中国高教研究
微信号｜zggjyj1985
投稿平台｜http://editor.cahe.edu.cn/
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