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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中国古代政治之弊与修正
从历史看，中国之幸是早在两千年前秦时就形成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同时还有一个当时很先进的以君主制、中央集权、郡县制为特征的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两千年后时过境迁，这种治理体系业已不适应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并明显落伍。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西文明进行了大规模交汇互动后，人们日益看到了共和国国体的优越性，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势与必然性。
中华民族经历近百年的艰辛、苦难与奋斗，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已经魏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但是如何继承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去除中国古代政治遗弊，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是我们需要运用政治智慧和历史耐心去审慎处理应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
1939年正值抗战初期，毕业于耶鲁大学年仅37岁的政治学博士张纯明在风雨飘摇的陪都重庆出版了自己的心血之作《中国政治两千年》，书中总结了中国古代的两个典型政治风气：一是名教、倾轧与高调；二是贪污。
所谓“名教”就是“崇拜”写的文字，相信自己所写的文字具有神力，把文字看成是万能的，把文字和行动看成是一件东西，这种重视文字的结果最后就导致重视名词。名教的根源是只有向上请示汇报机制，没有及时考核监督机制。搞名教的恶果就是文字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奏折、文章、口号等文字越来越漂亮，从字面上看到处都是纸面上的忠心、各种表态……，但是实际上往往并不是如此。
所谓“倾轧”就是官员之间挟私倾轧，把个人恩怨放到国家大事之前，不顾大体，在天下危难之际仍然大搞党争，党争严重时连皇帝都对此无可奈何。集权的金字塔结构导致越向上机会越少，必然越往上相互倾轧就越严重，这不应归因于“文人自古不同心”，而是个人私利高于国家大义的选择。乃至于康熙看到士大夫之争后，讥讽道，“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抗清的主将袁崇焕也是在社稷动荡之势，被争宠的宦官陷害致死，当然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是处死忠良的最终决策者。
所谓“高调”就是喜欢“官样文章”、“纸上谈兵”、说话表态假大空，假借文字求得心理上的痛快，特别是通过对上高调表态（实际常常是不作为）来对上谋取所谓“耿耿忠心”的标签。而这种官员往往是将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看的高于朝廷的利益，如有必要及时反水都很正常。
另一个长期无法根除的不良政治风气就是贪污。中国古代官场贪污风气由来已久。无论是汉唐，还是明清，“冰敬炭敬”、“十万雪花银”等各种贪污腐败现象频发不止。虽然在赵匡胤、朱元璋、雍正等时期，皇上也旗帜鲜明地重拳出击、酷刑伺候、严惩贪污，甚至搞“剥皮实草”，但是贪污腐败都是在阶段性收敛后仍然恶风不止。有些皇帝还有意养奸养贪，乐见互斗，以期取得掌握政局之势。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始终实行集权的官僚体制，在事实上保障了大小不同的那种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在各领域各地方存在，在君子难求、人性相对不变的前提下，必然导致腐败屡禁不止。
二
在张纯明的《中国政治两千年》中提及的两个方面的政治风气背后，是从秦时起陆续形成的中央集权的行政架构、隋唐以来科举入仕的精英治理、汉朝八国之乱后的异地任职、清以来的闭关锁国等政治制度方面逐渐出现的问题，最终促成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百年的衰败乃至被动挨打的不幸局面。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主要依靠秦以来的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体制。从历史看，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体制在一定时期确实也保障了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在其有效运行时期，往往是和平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体制确实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运行发生问题时期，常常是国家分裂、军阀纷争、烽烟四起、生灵涂炭。古代这种帝王主导下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体制，是采取“圣人为王”的模式。一方面，实际为帝王者与圣人确实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另一方面皇帝的那些好心良知实际上往往难以推己及人，各层各个下属的动机、能力和水平与“天子”相比往往逐级打折扣，政策措施执行到了下面就不知道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经常是层层打折扣，上行下不效，甚至是被“天高皇帝远”干脆放在一边。其弊端是逐渐在各个层级滋生官僚主义和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越往下问题越严重越普遍。下级、下属和人民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时间一久大家就变得“那就索性听上面的”的对上应付，再但凡有机会就搞些自己的私活私利，这最终导致从整体上看政府运作效率不高。而且由于整个官僚体系是个整体，基层百姓对基层官员的一些不良行为的不满，被那些官员解读为对“天子”或者整个官僚体系的不满，予以压制，结果最终形成大面积爆发的反抗与动荡。同时，这种长期“稳定”不变、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依靠“三纲五常”指导社会的运行，景仰“三代之风，先王之道”，给与社会通过否定前人先辈而创新的空间很小，“考据”、“八股”最终成为允许进行思想活动的那一小片“百草园”，这样造成整个社会创新非常不足，乃至于社会停滞，就像马克思说的“中国无历史”。
隋唐以来科举入仕的精英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选任制度。前期采用的察举制由于缺乏可靠性、裙带关系严重，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甚至连太平天国都采取了这一制度。这样全国一致的科举制度，的确在公平性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明清以来的“八股取士”，不仅过于拘泥于形式，而且在内容上专取《四书》《五经》，从根源上限制了整个社会的知识创造和创新。科学和创新这两个推动世界在十五世纪以来快速进步的力量，在科举制时代都在中国被稳稳地体系化压制了。精英的知识范围被限制在几千字为主的孔孟之道范围内，而由于整个社会由于没有享受到科学和创新的红利，仍然在很低的水平维持小农经济，乃至所谓“康乾盛世”都存在饿死人的情况。
闭关锁国在清收复台湾后逐渐强化。清朝的建立比较取巧，十几万人的清军加上反水的吴三桂军队，一举征服了近四亿人的辽阔中原。从东北过来的清朝满族统治者强调以农为本，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但非常稳定，而且也无太多产出，使人们始终基本处于温饱的水平上下，难以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积累以推动科技和工商业的发展。而清统治者继续以天朝大国自居，在收复台湾后仍然实行“片板不得出海，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违命者皆斩”等海禁政策。后期为了防止荷兰等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严格实行海禁，使得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长期隔离，妨碍了及早汲取世界先进文明的经验和成果。
综上所述的中国古代政治的种种做法、风气和弊端，其核心就是君主制下自然缺少人民参与和人民监督，这也是君主制下官僚政治的必然结果。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1年清朝结束,在2132年间中国大地上一共存在过62个正式的王朝，每个王朝都会经历一个从出生、成长、茁壮、衰老、死亡的周期，然后就会有一次“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王朝更替周期律再现。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参观结束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这番话，其实也应该是他自己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深刻认识和长期思考后，一针见血所看到的中国古代政治的两个核心弊端。中国自秦以来一直是实行君主政治，政权的组织架构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这种精英官僚主政的政治格局，虽然也预留了百姓通过科举入仕的阶层流动渠道，期间也有皇帝及各级官员微服私访、调查了解民情的美好故事传说，但是从整个政治机制上基本不存在人民参与政治等公共事务和人民监督公权力运行的制度安排。
三
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些做法，在当时的确有积极作用，不少与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相比曾经具有先进性。但是这个政治框架最终引致的周而复始的王朝兴替，周期性地带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特别是西方文艺复兴后，远离中国的西方诸国持续进步快速兴起，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古代政治之弊。
从今衡古看，中国古代政治存在的弊端分为三种，一种是本身就有问题，运行后逐渐产生或累积不良结果，如名教、倾轧；还有一种是本身当时尚可，但是与同期世界先进文明相比，存在明显的效率或公平方面的差距，如异地任职；更多的是当时是合理甚至是先进的设计，但是长期没有与时俱进地调整改进，经过一段时期后与世界先进文明相比落后，如科举制。
【谭浩：长安街读书会企干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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