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课题
欢迎来到“我书架上的神明”，在这个栏目中，我会不定期和你聊聊那些曾经影响过我的书。我不会系统地解读这些书，而是会以清单体的方式谈谈它们对我的启发。
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聊韦伯。
1. 咱们这一期来聊一下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在韦伯那本厚厚的集子《经济与社会》里面，关于政治学的一部分后来被人给拆出来，成了一个单行本，叫做《支配社会学》。在我看来，这是韦伯的整个方法论当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2. 很多了解韦伯的人都会知道，韦伯区分了三种正当性的类型，即传统型、法理型以及卡里斯玛型。首先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正当性。咱们用传统型的正当性来解释会比较容易理解。比如你作为一个老百姓，你会追问，一个县官凭什么管我？那么县官会说州官给我授权了（当然实际上不是这个逻辑，但是我们用这个可以帮助理解），州官凭什么给县官授权？是因为宰相给州官授权了，宰相凭什么给州官授权？是因为皇帝给宰相授权了，皇帝凭什么可以给宰相授权？就凭他是皇帝，问题追问到这里就到头了。也就是说，一个政治体内所有人的“凭什么”向上追溯的时候，都要汇聚在一个点上，而那个点就是正当性的象征所在；那个点承载起所有的政治性，所谓政治性就是以力量决胜，从而让所有其他人都进入到法律性，所谓法律性就是以规则决胜。在古代，这个“凭什么”最后会追问到君主；在现代，会把它追问到通过政治哲学构建出来的人民。总之，任何一种政体形态都需要有一个正当性，都需要对“凭什么”给出一个终极的答案。
▲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3. 再回到韦伯，我们很容易把韦伯所区分的传统型、法理型和卡里斯玛型这三种正当性类型当成一个并列的关系来处理。实际上，它们又可以作进一步的区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传统型的正当性被颠覆掉了。它有可能是被法理型的颠覆掉了，也有可能是被卡里斯玛型的颠覆掉了。它们是如何颠覆传统型的呢？我们首先得看一下传统型的正当性是怎么构建起来的。它首先依靠的是这个社会当中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行为惯例。社会一般的活动、一般的组织方式，以及人们互动时彼此形成的行为期待，都是基于这种历史积累下的长期行为惯例而形成的。而这种行为惯例根本不是哪个人事先有个通盘规划，整个社会也看不到什么明确的目的取向，完全是历史当中各种具体的人群，彼此之间基于各自力量不断地博弈，最后均衡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传统文化再对这一系列行为惯例进行一种正当性辩护，通过传统文化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应该这样行为，为什么这种行为是对的。
4.传统型的秩序构建、组织设计不是基于通盘规划的，也不是基于一个给定目标来做一个效率导向的设计的；但是法理型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取向的，它要对整个社会做个通盘规划，基于这个规划来设计它的制度方案，而且会根据达成目标的效果来不断地迭代、优化这套治理系统，由此就会形成一套现代的理性官僚制。所以，法理型的正当性是以官僚制为前提的。传统社会当中，各个阶层都有它的power，这些power彼此对峙均衡出来的结果就是当时的社会秩序。传统型之所以不能通盘规划，是因为power是弥散的，没人有能力做通盘规划，而且就算做了规划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能力去强迫别人接受。而法理型的秩序要想运行，必须得有一个垄断性的power把那些弥散性的power全都给夷平了，power被垄断在一个最高权力的手里，然后它才有能力对社会做一个通盘规划，理性化的官僚系统才能够建立得起来。那么它当然会把传统的一整套社会结构、组织逻辑都给颠覆掉，而且人们还会找到一些新的观念系统来为这套理性官僚制做正当性辩护。
5. 法理型的正当性是从物质层面，从物质该如何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管理这个角度出发，来颠覆掉传统型的正当性；而卡里斯玛型（也就是超凡魅力人格型）走的是精神层面，它用一套全新的观念、全新的信仰系统把人的精神给由内及外地洗一遍。洗过之后，人们对于现实当中何谓正当的判断，可能会有一个颠覆性的变化。过去不可接受的今天变得可接受了，过去可接受的今天变得不可接受了。一旦现实变得不可接受了，人们就会行动起来，把现实给颠覆掉。这种颠覆当然也会对传统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效果。也就是说，面对传统，法理型是先改造物质，物质改造到一定程度，你的观念不得不跟上；卡里斯玛型是先改造精神，改造之后现实变得不可接受了，人们把现实给推翻，然后再来琢磨物质该怎么重构。这是两种不同的玩法，但相对于传统型，都是一种颠覆，都是一种革命。只不过一个从外在的物质着手，一个从内在的精神着手。
6. 这里还有个更为复杂的关系。卡里斯玛型和法理型的动力来源不同。卡里斯玛型信念依凭的是道德激情，法理型的组织逻辑依靠的是抽象规则。而卡里斯玛型对于传统型的颠覆一旦成功之后，它必须法理化，必须在道德激情之外，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基于抽象规则的官僚系统。如果不能完成法理化转型，那么卡里斯玛成功之日就是它瓦解之时。因为完全依照道德激情来做事的话，第一，道德激情不可持续，人不可能永远保持在一个特别嗨的状态；第二，道德激情意味着，人的精神拒绝被物质所决定，所以我可以违背我的物质利益来做事儿，甚至哪怕是跟我的生命相违背，我仍然坚持要做我认为对的事儿。当然了，道德激情跟你的物质好处并不必然矛盾，但它们之间是没有因果关联的。
▲《权力的游戏》
7.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经济很快就运转不了了。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个特征是，我必须得假设，跟我做交易的那个人是考虑成本收益的，会受制于因果关系的驱动，会趋利避害，那么经济规律才能运行。而道德激情是拒绝这些的，这就意味着，我跟别人做各种交易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选择了。交易当中的确定性丧失了，于是经济很快就会崩溃。什么才能带来确定性？抽象的规则系统。它会告诉你，在一个场景之下，考虑成本收益、会被趋利避害所引导的人会如何行为。依据这套抽象的规则系统，你可以对其他人的行为形成稳定的预期。而抽象的规则系统，其实就是法理化，法理化的官僚系统就是基于抽象规则建立，并且执行抽象规则的，它让人们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日常生活能够继续。
8. 我们再来看看官僚系统在历史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都是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前面谈到，官僚系统要想能够运转，就得对国家有通盘规划，而要通盘规划，就要求在这个国家内部，朝廷得能垄断暴力。朝廷对暴力的垄断又是怎么来的呢？在早期，朝廷根本没能力去垄断暴力，甭管是中国这边春秋战国的时候，还是在西方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早期，它们的政治状态都是国王手下有大量的大小诸侯，而且诸侯们基本都不听话，你也没有能力去强迫他们听话，因为他们手里都有兵。在那种情况下，君主跟下面那些诸侯的关系就是种合伙人关系。合伙人关系意味着，哪怕你是牵头的，你有什么大事也得跟合伙人商量着来，你想独立地做一个通盘规划是做不到的。而官僚制不是合伙人关系，它是一种职业经理人关系，你是老板你做决策就行了，职业经理人只负责执行，他是没有能力跟你商量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大秦赋》
9. 后来，中国这边是秦国崛起了，它灭掉了周，同时把其他诸侯全都给干掉了。在西方就是国王崛起了，他找到了办法把手下的那些小诸侯也全都给干掉了。但下面的人肯定不会老老实实等着你来干掉我，所以你得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把他们干掉。在战争过程中，国王得去筹款，因为战争打到后来是在烧钱，谁的钱更多，谁就能笑到最后。怎么更好地筹款呢？此时你得提高从民间汲取资源的能力，也就是税收。于是战争驱动着国王用官僚系统来帮助自己筹款，也就是征税，而官僚系统为了使得征税这个事儿变得更有效率，它会不断优化自己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官僚系统就这样逐渐建立起来了。如果那些小诸侯自个儿手上没有官僚系统，跟国王相比，他们的战争筹款能力肯定会比较差，会被国王干掉；如果小诸侯手上也发展起官僚系统，筹款能力强，他们也可能彻底自立成为一个小国王。国王把那些小诸侯全都干掉之后，用一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统替代了他们，用来治理社会。
10. 到了这一步，国王本身仍然是基于传统型的正当性，但他下面的官僚系统会越来越工具理性化，已经在事实上法理化了。未来一旦发生革命，国王留下的这套官僚系统可以被革命后的政权完整地继承下来，使用起来没有任何障碍。这也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观察到的，革命前后官僚系统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官僚系统的效率变得更高了，它被革命者作为一个工具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Charles Benazech绘
11. 但是官僚系统又有个问题，它是基于工具理性设计出来的，在给定目标的情况下，可以高效率地完成它的工作职责，而且可以不断迭代优化，让效率越来越高。但问题是，官僚系统没有办法内生性地生成价值目标。到底什么值得我们追求，官僚系统对此是没有想象力的，而且原则上来说，也拒绝甚至禁止官僚系统有这方面想象力。官僚系统是通过抽象规则来治理这个社会的，而抽象规则的确定性就在于，它有一个固定的算法，只要你输入一个数据，出来的结果是确定的。这种固定算法是可预期性的前提，意味着每一个环节都得严格按照规程来。如果官僚系统有想象力的话，很可能会打破这个规程，这是它的自我否定。而没有想象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官僚系统根本提供不了价值目标这个东西。
12. 所以，前面说，卡里斯玛型如果不法理化、不形成其官僚系统，那它的胜利不可能持久；反过来又可以说，法理化的官僚系统如果没有诗和远方的承诺，也会走向僵化。能够打动人心的价值理性，实际上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一种道德激情，是一种价值想象力；只不过这个想象力要给自己包装上一个理性的外观，但归根结底，在底层它是一种道德激情，一种价值想象力，依靠这些东西来提供我们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官僚系统只负责执行这个目标而已。也就是说，如果只剩法理化官僚系统的话，就会丧失对于诗和远方的承诺，那种道德目标、道德想象力丢失了，这个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的内核也就垮掉了。
13. 也就是说，在给定目标和任务的情况下，官僚系统是强大的工具，但是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目标和任务也需要做重新的设定，而如果你没有想象力的话，是无法应对的。这时就得有另一种能力来为这个系统重新提供目标和任务，重新提供一种能够把人凝聚起来的道德想象力。这种对于诗和远方的承诺，不是靠法理化，不是靠官僚系统，不是靠工具理性能够实现的，它还是得靠价值理性。但价值理性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激情，而不是理性。不过在现代，如果说这个东西是非理性的，人们会觉得这东西不可靠不可信，于是得给道德激情披上一个理性的外衣。那么，这个道德激情最底层的动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人性当中一种宗教性的心灵结构。这种宗教性的心灵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样的类型？会引发出什么样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一系列的后果？咱们下一期再聊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他在那里尝试回答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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