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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举行成立后的首场学术活动——“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世界变局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就此议题展开研讨，副所长陈晓晨主持研讨会。
图说：会议现场
“印太战略”的“圈子”越来越小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所长陈弘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以“五”“四”“三”作为关键词，分别对应“五眼联盟”“四边对话”和澳英美联盟，认为“印太战略”的“圈子”越来越小，但军事指向性也愈加明确，美西方打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但在战术上存在混乱状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春梅认为，在美国试图打造全球排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国内“中国经济胁迫”“债务陷阱”等论调盛行，其目的在于恶化中国在国际上的贸易投资形象。澳大利亚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在国际层面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影响澳在南太地区势力的担忧，在澳国内层面是因保守势力当道，安全情报机构话语权壮大和民粹主义抬头。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侯敏跃认为，澳大利亚采取进攻性对外拓展的外交战略，继承了英国作为岛国向外拓展的战略文化。澳大利亚本可安于富足，但其意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所以拉英国、美国为靠山。
四川大学-成都市“一带一路”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予加认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向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为特恩布尔在位期间党内地位不稳，亟需此类议题以获取政治利益，稳固政治地位；其二是澳大利亚官僚政治和官僚部门利益之间的冲突，安全部门起重要作用，澳军费开支增长，安全部门利益得以强化；其三为澳大利亚国内右翼势力做大，保守和民粹思潮的影响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她认为，在短期内，澳大利亚即将举行的联邦大选是中澳关系可能出现改变的契机，但不应低估中澳关系的长期复杂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在发言中认为，美国“印太战略”损害了中国与东盟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互信。东盟作为地区组织不断成熟发展，已经与中国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希望选边站队，秉持中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国际安全问题将重新突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刘卿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印太战略”在2021年的新变化严重冲击了地区安全格局和安全秩序，挑战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从战略层面看，“印太战略”是美国数届政府形成的成熟战略，尽管在特朗普时期“雷声大，雨点小”，但在拜登时期已转变为“风雨交加”，不断将“印太”实心化、地缘政治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锋认为，尽管当前多国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文件多以本国政府关切为主且停留在纸面，但“印太战略”存在机制化的可能性，其中澳大利亚已提出具体方案。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指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主要包含军事安全、经济、价值观、疫苗和高技术生产链五个支撑领域。我国应内外兼修，刚柔相济，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避免形成中美两极对立格局；还应加强经贸合作，在维持国内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重点经营与周边国家关系，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地区局势的稳定，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认为，美、日、印、澳四国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和欧盟的“全球门户”战略涉及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国际标准的互通，与“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替代性，“一带一路”在此背景下被“安全化”。疫情背景下，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战略均受到一定阻碍，形成了高度期待和高度阻碍并存的互联互通局面。我国应推进全球发展倡议，放眼亚非拉，联系东西南北中，对接东盟的“印太”展望，建立泛欧亚的价值链；应进一步加强国内和互联互通的对接，最后加强全球内外对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耀认为，新冠疫情对国际安全格局将带来诸多方面影响，包括国际政治趋于保守化，世界经济萧条趋势，国际组织领导力进一步削弱，大国竞争进入实质性阶段等。关于今后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威胁，他谈到，中等强国和地区大国转移和利用矛盾进行地缘政治冒险的风险增加，小国可能撬动地区安全结构，安全问题将重新突出，包括粮食安全、资源安全、贸易安全、海外资产安全等。
通讯员 陈曦 新民晚报记者 杨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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